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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


□ 毕会成

  西方文明的原点在希腊,希腊的特质在城邦,而城邦(polis)的结构方式正是后来被叫做“政治”(politics)的东西。于是,原点的建构被归结为——本原的政治何为?
  当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借道政治返归希腊,进而依托希腊进行当代政治批判,她的学术探险不仅拓展了政治哲学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疆域,同时生成了对希腊史研究的特殊意义。
  (本原的)政治何为?阿伦特曾把政治归为“建立并维持一个作为美德的自由可以出现的空间”(Between Past and Future: Six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Cleveland, 1961)。这句话集中揭示了政治的两个层面,其一是政治追求自由,这可以看做政治的现象学层面;其二是政治关乎空间的制作,这是政治的技术层面。阿伦特未能揭示的,却构成本原政治的价值基础的第三个层面,则是政治何以成立的问题。
  先来谈第一个层面:政治关乎自由。阿伦特所说的“自由”特指对人的自然的和历史的给定性的超越,既超越生物需求对人的自然性的强调,又超越当下对过去的基于知识与传统的路径依赖。放到她建立的劳动(labor)—工作(work)—行动(action)的人类活动的光谱中加以指认,则只有行动符合“自由”的特征,因此,“行动”与“政治”在阿伦特这里常可互相置换。
  这个光谱是以自然作为参照系建构的:离自然最近的是劳动,人们在其中被外在的自然环境所包围,被内在的自然欲望所驱动,并在与自然的直接交换中作为物种之一迷失于自然之中;其次是工作,人类据此规制、征服自然,创造出不同于自然界的人造物世界;最后是行动,在人造世界的空间里,完全摆脱自然的规定性,跃入自由之境。可见,自由不但不是率性而为的自然,反而是对自然的否定。
  三种活动间存在层级救赎关系。劳动的动力源自消费,对劳动产品的即时消耗,这使劳动只能体现一种“无法在任何永恒的东西中确定自身和认识自身”的生命的无效。工作的使用逻辑则容许并鼓励产品的持存性,事实上,工艺制造包括艺术创作从来都被视为超越个体生命有限性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工作自身所受制的目的—手段的功利范畴表明,它仍只是通达自由行动之路的一个环节,一个有待被行动超克的环节。然而,这种层级救赎关系所标示的价值序列的颠倒,却是现代社会的重大事实。在现代,劳动因分工而走出家庭,生成社会的面相——所谓“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现代形式,“仅出于生活的目的而相互依赖的事实取得了公共的重要性”(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1958)——同时鲸吞工作的地盘。因为劳动分工的后果倾向于取消工艺的存在,劳动与工作的差别最终做了有利于劳动的放弃,工艺产品的持存性被劳动的消费逻辑消解于无形。继而,由于稳固的人造物世界的消失,行动与公共领域也同归于尽,劳动成了唯一的剩余,唯一的可能,最需要被救赎的却以救赎者自居——岂止是救赎,简直就是造物主:劳动创造了人及其世界。它以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名义在行动的废墟上订造了一处叫做“现代政治”的后花园,作为后花园的现代政治与古典政治的唯一关联就是它们共享了“政治”这一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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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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