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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别、车、杜现象”


□ 温儒敏

  现代文学研究生考试,出了一道题,要求简要解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这三位俄国批评家。多数回答都语焉不详,有的甚至不知道别、车、杜何许人也。
  这是时代的隔膜。不过,对于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不了解别、车、杜这样有过很大影响的文学史现象,起码也是知识缺陷。回想五六十年代,别、车、杜在文坛上是极为响亮的名字。那时要论证什么问题,或者提出某一论点,总要用领袖或权威的有关语录来支撑说明。别、车、杜就是经常被搬出来的“权威”。所以有人说别、车、杜是“准马列”,意思是文学评论家写文章,除了马列主义经典,常常使用的理论就是别、车、杜了。
  对这样一些现象做“文学接受”的研究,是很有意思的。比如,通过当时文学报刊上别、车、杜引用率的统计调查,可以了解“接受”的程度。也可以就一些比较通行的教材或者专著,做抽样调查。有人就曾经对以群的《文学基本原理》做过引用率的调查。这部在六十年代曾被普遍采用的“统编教材”,引用最多的是马克思(五十次),恩格斯(四十九次)和列宁(四十八次),然后就是别林斯基(二十四次)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十次),杜勃罗留波夫也有六次。事实上,除了政治家的言论,别、车、杜甚至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如梅林、拉法格等等,更要受到重视。在注重“集体写作”的年代,这本教材的基本立论以及引文的倾向,与其说是作者个人的意向,不如说是代表了时代的主流观点。在当时其他比较流行的文学理论著作中,差不多也都是这样格外重视引用别、车、杜。这几个十九世纪非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的中国居然能得到如此“厚遇”,的确值得探究。
  这种“厚遇”甚至延续到“文革”结束之后。一九七九年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编了一本《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编选者大都是像钱钟书、叶水夫这样一些大学者。其内容包括自古以来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言论与文章节录。全书分上下编,上编是古罗马到十九世纪,共一百六十六页,别、车、杜就选录了五十一页,几乎是全编的三分之一,其中别林斯基有整整三十页,其他章节引用别氏言论的还屡有所见。 “文革”结束后,很多评论家开始比较关心所谓文学的“内部关系”研究,又重新起用“形象思维”的理论概念,所以这本书在八十年代前期十分受欢迎,别林斯基仍然是许多评论家写文章时不容置疑的论述支点。
  我们还可以抽查一个更权威性的例证,那就是朱光潜在六十年代写成,到八十年代仍然被作为通用教材的《西方美学史》。该书分上、下两卷,下卷八章三百九十四页,论述了十多个理论家,包括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克罗齐等等,而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居然也能够和上述几个大家平起平坐,而且这两家就用了八十三页的篇幅,其中别林斯基四十三页,超过朱光潜自己更为心仪的克罗齐(二十一页)。连朱光潜这样有专深学问的比较独立的理论家都如此抬举别、车、杜,可见这几个俄国批评家在中国所受到的礼遇,的确是时代性的。
  不过,这里不妨也做些比较,看看正当别、车、杜在中国成为“理论明星”时,西方理论家一般是如何评价他们的。比如韦勒克(R .Wellek)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也是五十年代写作出版,其中第三卷最后一章讲到俄国的批评,重点提到别林斯基,有二十四页(中译本),和该书所论及的其他批评家相比,分量并不大,等级也不算高的。韦勒克虽然承认别林斯基有雄健的笔力与博大的批评格局,而且其献身于本民族文学激情也是一般西方的批评家难于比肩的,但也指出别林斯基主要依持政治激进主义,批评很不平衡,过于看重作家作品之外的所谓“规律”,并奉为检验艺术的刻板的尺度。韦勒克不同意把别林斯基归入“现实主义”或者“唯物主义”,他认为别氏所讲的“自然性”、“现实性”,与十九世纪后半期发达的现实主义相去霄壤。不过韦勒克格外重视别林斯基在他的批评中不时闪现的某些对艺术的精细的理解,比如关注创作的非自觉性、幻觉状态,以及“形象思维”特征等等。另一本在西方有影响的《西洋文学批评史》(卫母塞克与布鲁克斯著,有中译本),全书论及古今文学批评流派,共七百页(中译本),论及十九世纪俄国批评时,重点是评述托尔斯泰,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只用了一页篇幅,点到即止,认为他们主要提倡“艺术作为宣传”,而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居然只字未提。可见在西方主流的文学理论界,对别、车、杜的评价是不高的。这和苏联以及中国文坛对别、车、杜格外欢迎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
  其实,在五六十年代,虽然别、车、杜在中国大受欢迎,但是理论界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与研究。那时别、车、杜的著作还没有完整的翻译,只出过几种比较单薄的选译本或单行本。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出版了《别林斯基选集》(六卷本)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二卷节译本),而《杜勃罗留波夫论文选》是到一九八四年才出版的。所以在五六十年代,对别、车、杜其实是缺少系统的了解的,原创性研究更是谈不上。尽管许多教材和概论式的著作都在谈别、车、杜,也大都不是研究性的,只是引用别、车、杜的言论作为证据而已。至于报刊上众多文学评论一窝蜂大谈别、车、杜,更常常是一种语录式的辗转摘引。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别、车、杜热”,不过是苏联文学思潮的“中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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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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