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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别、车、杜现象”


□ 温儒敏

  现代文学研究生考试,出了一道题,要求简要解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这三位俄国批评家。多数回答都语焉不详,有的甚至不知道别、车、杜何许人也。
  这是时代的隔膜。不过,对于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不了解别、车、杜这样有过很大影响的文学史现象,起码也是知识缺陷。回想五六十年代,别、车、杜在文坛上是极为响亮的名字。那时要论证什么问题,或者提出某一论点,总要用领袖或权威的有关语录来支撑说明。别、车、杜就是经常被搬出来的“权威”。所以有人说别、车、杜是“准马列”,意思是文学评论家写文章,除了马列主义经典,常常使用的理论就是别、车、杜了。
  对这样一些现象做“文学接受”的研究,是很有意思的。比如,通过当时文学报刊上别、车、杜引用率的统计调查,可以了解“接受”的程度。也可以就一些比较通行的教材或者专著,做抽样调查。有人就曾经对以群的《文学基本原理》做过引用率的调查。这部在六十年代曾被普遍采用的“统编教材”,引用最多的是马克思(五十次),恩格斯(四十九次)和列宁(四十八次),然后就是别林斯基(二十四次)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十次),杜勃罗留波夫也有六次。事实上,除了政治家的言论,别、车、杜甚至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如梅林、拉法格等等,更要受到重视。在注重“集体写作”的年代,这本教材的基本立论以及引文的倾向,与其说是作者个人的意向,不如说是代表了时代的主流观点。在当时其他比较流行的文学理论著作中,差不多也都是这样格外重视引用别、车、杜。这几个十九世纪非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的中国居然能得到如此“厚遇”,的确值得探究。
  这种“厚遇”甚至延续到“文革”结束之后。一九七九年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编了一本《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编选者大都是像钱钟书、叶水夫这样一些大学者。其内容包括自古以来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言论与文章节录。全书分上下编,上编是古罗马到十九世纪,共一百六十六页,别、车、杜就选录了五十一页,几乎是全编的三分之一,其中别林斯基有整整三十页,其他章节引用别氏言论的还屡有所见。 “文革”结束后,很多评论家开始比较关心所谓文学的“内部关系”研究,又重新起用“形象思维”的理论概念,所以这本书在八十年代前期十分受欢迎,别林斯基仍然是许多评论家写文章时不容置疑的论述支点。
  我们还可以抽查一个更权威性的例证,那就是朱光潜在六十年代写成,到八十年代仍然被作为通用教材的《西方美学史》。该书分上、下两卷,下卷八章三百九十四页,论述了十多个理论家,包括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克罗齐等等,而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居然也能够和上述几个大家平起平坐,而且这两家就用了八十三页的篇幅,其中别林斯基四十三页,超过朱光潜自己更为心仪的克罗齐(二十一页)。连朱光潜这样有专深学问的比较独立的理论家都如此抬举别、车、杜,可见这几个俄国批评家在中国所受到的礼遇,的确是时代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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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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