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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名物


□ 季红真




名实之辨,是人类思维最为古老常新的课题。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先秦,公孙龙“白马非马”的命题,是对概念系统所指称对象的逻辑分类。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西方逻辑学,也要讨论相似的命题。一直到现代语言学的开山鼻祖索绪尔,关于语言作为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分解,也贯穿着名与实的思辨。给事物命名,大约是语言最初的起源,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主要标志。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任何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大到一个国家,小到普通百姓,都离不开对于名与实的分辨。从意识形态的宣传到社会的实际状况,从思想的自我确立到生存的真实处境,都会有名与实的矛盾,遂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哲学问题。究其本源则是语言最初的命名活动,说白了也就是名与物的基本关系。这就难怪,从结构到解构的法国当代哲学家福科,有一本重要的著作被翻译成《词与物》。词与物的关系,实在是人和世界最基本的关系。
名与物的关系也是知识的谱系。人对于世界的好奇,首先体现在对于各种知识的渴求,分辨名物是最原始的方法,《看图识字》是最简单也是最经典的方式。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是所有语言教学的开端,单词量往往是衡量一个人外语水平的硬件。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大小,几乎就取决于他或她知识的多少,也几乎就是指能够分辨的名物有多少。认字是人的一生中难以穷尽的工作,命名也是一个民族文化永恒的任务。一位清代的学者认为,汉语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通假,也就是以此指代彼指,同一个能指可以根据语义的联想容纳其他的事物。这是有见地的说法,一直到现代都是如此。比如对于化学元素的翻译,就是以形声的基本原则,给以最准确的命名。所有的名词都是单音节,文字则都是以金为偏旁标注出物理属性,拼上最简单的汉字以注声。这就使各行业的人士,在接受知识的同时,也掌握了一整套相应的语言概念体系。
以语言文学为职业的人,在词的汪洋大海中,去分辨各种相应的物,其工作犹如大海捞针。鲁迅当年翻译《死魂灵》时,对萧军发牢骚,大意是说现在不是在做人而是做机器,大量关于俄罗斯器物的词都要一个一个地查,苦不堪言。他是由日文转译,同时还要参考德语辞典。这样一位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年过五十之后,还要辨别名物,可见这项工作须臾不可回避。张爱玲说,中国是一个文字国,皇帝遇见不顺心的事就要改年号。这就使中国人辨名物的工作特别繁重,别的不说,只以对于人的命名就无穷繁琐,学前有乳名,长大有学名或大号,读书人还要有宇,有斋号,笔名可以随意起。关于名字的讲究也格外多,要避长者讳,避尊者讳,还要避皇上的名讳。当权者的喜好,也会引起名物关系的变化,更不要说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李贺因为要避父讳,而不能参加进士考试,武则天干脆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宇。古书上的文字因此而语义混乱,小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物件,大到一个地方,名字都会不停地改换。黄瓜因为是从域外引进的,故原名叫胡瓜,只因为隋炀帝特别痛恨胡文化,排斥所有带胡的字样,遂改名为黄瓜。估计他很喜欢吃这种蔬菜,经常看见,故强行改名。当时有胡宇的物件是很多的,如果一件一件地改起来,怕也是改不过来。野鸡原名雉,因为要避吕后的名讳而改。而普通的老百姓则通常没有正式的名字,在姓氏的后面加上排行顺序了事,张三、李四和王五,是对普通人的泛指。上海作家陈村著名的小说《一天》,主人公就叫做张三。已故作家王小波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则叫王五。女人出嫁之后,在娘家的小名便被废除,在夫家和娘家的姓氏后面加一个氏字了之。而对于最底层的人来说则连姓氏也没有,于是便有了鲁迅笔下的赵老太爷,对于阿Q的愤怒责问,你也配姓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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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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