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 qkzz.net
全刊杂志网:首页 > 大学学报 > 文章正文
刊社推荐

情报失察


□ 沈固朝

  [摘要]情报失察曾过多地被归诸于高层决策者们“不利用情报”或“不相信情报”,实际上,对信息的过分过滤和诠释也造成了对危机信号的忽略和误判。因此,由于人的错误而非信息系统是造成情报失察的主因。探索情报分析人员和决策者的关系,分析预警障碍、认知失调、情报政治化、群组思考等问题,认为应从认知学理论和情报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以使情报分析更具洞察性。
  [关键词]情报失察 情报分析 危机信号 情报文化
  [分类号]G350 G353.1
  
  1 西方情报研究的重要课题
  
  西方情报界一直非常重视情报失察的问题。早在1945年,T.德雷珀就开始搜集和发表二战时期美军情报失察的战例;涉及珍珠港事件的情报失察讨论,历时五十年而不衰。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情报失察的研究更多地从情报系统本身转向对情报接受者和使用者的研究。史蒂夫·陈1979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讨论了导致情报失察的认知和组织因素以及如何在战略告警中避免失察的措施;R.S.凯利在“情报‘失察’后的真实故事”一文中认为,情报失察更多地归因于高层决策者对情报“失败地使用”或“失去信任”,包括对信息过分地过滤和诠释;谢莱姆以赎罪日战争为例指出情报失察的心理根源及机构改革的必要性。
  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研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情报失察案,情报界被指责为没有能力搜集有用的信息,且未能说清楚其情报分析在多大程度上是依赖假设而非证据。除了政治影响、缺乏合格的分析员、缺乏问责制、不断下滑的情报质量评价标准等因素,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是情报界过分关注于秘密情报,忽视公共信息(public information),而非密信息源(non-clandestine sources of information)对于理解一个社会的文化、政治趋势是至关重要的。
  另一个导致对情报失察高度重视的事件是“9·11”事件。自2001年1月20日至9月10日,美国总统每日简报上至少有40篇与本·拉登有关的信息,但恐怖袭击还是发生了。事后调查过程中,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都认为,尽管当时有关情报数量庞大,但大都没有关于时间、地点、方式或目标等细节方面的内容。美国人对情报机构再次未能及时预警纷纷发出指责,导致参众两院通过了情报改革法案。
  
  2 失察的认知学透视
  
  几乎所有对情报失察案例分析的专家们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危机信号不是没有出现,而是分析人员和决策者对它视而不见。因此,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情报分析人员能否搜集到有关信息,而在于怎样处理和分析那些被称为信号的信息。信号是“个人在某种具体环境背景下由竞争者过去、当前或未来的状态或行为的数据和信息得出的推论”。这种推论必然经过人的感知、分析和思考,不同的人对同一信息得出不同的信号。
  认知学的理论为我们分析忽视危机信号的原因提供了分析框架。首先,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来看,对一种现象的意义解读可以采取自上而下的概念驱动,也可采取从各种感觉材料开始的自下而上的数据驱动。前者是由当时的情境、过去的经验,或两者共同产生的期望所引导。影响正确的信号判断往往源于思维定势和传统经验,具有这种倾向的认知主体在接受信息时会定向地“锁定”在原有理解的框架内,很难跳出去设想另一种可能性。这种现象被称为“框定”或“思维定向”。其结果是,作出的推论符合他们潜意识里希望认知的东西,它决定着主体的价值标准和认知目标,决定着对威胁信号的选择性理解(selective perception)和偏向性推论(biased inference),也决定着认知主体情感的形成及在放大或缩小、加强或减弱对客体信息的反应时所发挥的作用。“思维定向”导致了各种形式的认知偏见。例如,当比较具体、生动的具象性信息和比较抽象、概括的抽象性信息同时呈现在分析者面前时,“百闻不如一见”的具象性信息更容易影响分析者的思维。事实上,看见的未必是可信的,看不见的信息也不等于不存在。个人所见与抽象信息同样可能具有欺骗性。局限于个人视野往往不可能对问题进行全面理解,也难以对“所闻”进行探究,等事实已经能见到时,则为时已晚。再例如,寻求证据与假设一致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偏见,因为人们趋向于支持因果性解释。如果证据与分析者的某个假设相一致,分析者对自己所作的判断会更加自信,更倾向于选择包含了更多“一致性”信息的判断,而这种“一致性”的信息未必是可靠的。相似的例子还见于因果关系推论中的归因偏见,关系评估过程中对自我重要性的高估,等等。
  将上述分析与情报失察联系起来使我们认识到,决策者头脑中已有的理论和观念可以影响他们对决策中信息处理并导致对新观点的抵制。在威胁未被认识时,即使面对明显客观的证据,决策者也不会动员其防御性系统;反之,即使假设的对手并无恶意(如伊拉克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会采取相应的反威胁措施。这种认知偏见,在预测可预见危机时表现得特别明显,如过度捕捞造成渔业资源枯竭的“集体性悲剧”、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等等。费德在“克服‘思维定向’:企业能从政府的情报失察中学到什么”一文中认为,决策者们在解决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问题的时候总是偏向于一个正确的答案,他们习惯于问“哪一种结果是我们需要的?”。克服这一弊病必须要认识:①没有人能垄断对真理的解释;②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意识到可能没有正确的答案,要习惯于认识、评介和分析事物固有的不确定性和多种诠释的途径;③需要组织内部相关成员的周密思考和讨论,运用“基于证据的多前景分析”方法。
分享:
 
分享:
 
精彩图文
关键字
支持中国杂志产业发展,请购买、订阅纸质杂志,欢迎杂志社提供过刊、样刊及电子版。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刊社管理 | 网站地图 | 联系方式 | 中图分类法 | RSS 2.0订阅 | EMS快递查询
全刊杂志赏析网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