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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怨交织的往事──胡绳纪事


□ 刘再复

  也许是爱读书的缘故,也许是在大学期间就读胡绳的成名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因此,“胡绳”二字,一直在我的青年时代里闪闪发光。一九六三年我从厦门大学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新建设》编辑部,当时我并不崇拜朱光潜、冯友兰这些老专家,认定他们已属于旧时代。作为一个红旗下长大的人文大学生,我心目中屹立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星座,那是我内在的、隐秘的天空,最明亮的星星是历史“五老”,即郭(郭沫若)、范(范文澜)、侯(侯外庐)、翦(翦伯赞)、吕(吕振羽),但这五老都是学院里的学术元老,而胡绳则是直接为党为国立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因此更是让我佩服。那时,我把他和胡乔木、艾思奇、周扬等列为特别星座,属于我的偶像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批判“二月提纲”,据说胡绳也是起草者,因此也成了“横扫”之列,变成了“牛鬼蛇神”与黑笔杆子。这使我经受了一场内心星空崩塌的大苦痛。我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干什么?不就是为了通过辛勤读书、研究、写作,最终成长为像胡绳这样的史学家、哲学家吗?但是他们被“揪”出来了,被放入被命名为“黑帮”的另册。这为我展示的人生前景如此恐怖,如此黑暗,我的天空真的“崩溃”了。
  没想到,煎熬了八九年,胡绳解放了,并且来到了哲学社会科学部。我和他真是有缘,他一来就直接指导我的工作,那是一九七五年,邓小平重新走上政治舞台后不久,而胡绳也随之进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原来的一批党内主要笔杆子如胡乔木、邓力群又被重用了。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也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由刚解放的干部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等组成(王仲方为秘书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胡乔木、胡绳选中了原《新建设》这批人马,说要以《新建设》的班底为基础,办一个新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刊物,但名字要改为《思想战线》,主编由林修德担任,主编之下组成一个五人筹备小组,根据时行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我竟然成了“青”的成员。筹办这个刊物是件大事,当时大家都知道这是邓小平要办的一个与《红旗》叫阵的理论性刊物,一个与极左思潮唱反调的思想阵地。名为林修德主编,真正的领导者是胡乔木和胡绳。胡乔木所做的一切指示,林修德立即传达给筹备组,一九七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胡乔木做了检查,我才知道邓小平确实要办一个能执行自己路线的刊物。胡乔木只是出主意,并未到过编辑部,而胡绳则亲临《思想战线》的最前线,当我按照林修德的意见拟出创刊号的目录与约稿名单后,他来到了编辑部,对着我们筹备小组发表他的看法。他说,创刊号应当把哲学社会科学部各学科第一流的学者请来亮相,登他们的文章。目录的选题不错,但一流的作者太少。我仗着年轻,就问,目录上的约稿名单已有任继愈、唐弢等,您觉得还应当约请谁,没想到他立即就回答说:请钱锺书、何其芳、李泽厚嘛!他还指示我们:关于批《水浒》的讨论,可以组织不同意见的文章,但要在学术的层面上讨论。听了胡绳的指示,第二天我就去找何其芳、李泽厚约稿。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胡绳,也由此因缘,我第一次找到了何其芳与李泽厚。这之后,胡绳又来了多次,每次都是对已送来的稿件发表意见。因为有这一上下级共同工作的机会,我才认真地观赏了自己昔日的偶像,觉得他很和蔼可亲,谦虚而能决断。也许因为积淀于身上的亲切感,我竟然向他要了住处地址和电话,而他竟然给了我,说李泽厚到过我家,你可以问他。可是,没想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很快就来临,办《思想战线》成了邓小平翻案的一项罪证。我是刊物的筹备委员,本就有问题,而更直接地被抓住“把柄”的是与林英兄(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组的研究员,当时被借来协助办刊物)到福建组稿时大讲北京缅怀周总理的情况。福建为此派了五个人来北京调查。当时我又仗着年轻,就告诉林修德,关于《思想战线》的事,特别是诸位领导同志的指示,我一个标点也不会“交代”。也许因为这段时间的表现好,所以“四人帮”一垮,我就被通知和一些军队干部进驻《红旗》杂志社工作,参加撰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与社论,每天都忙到深夜两点。那段日子真美,不仅吃得好睡得好,还充满“胜利的喜悦”。大约半年之后,我又回到社会科学院,并被“重用”放入邓力群亲自主持的院部写作组,讨伐“四人帮”。那时胡乔木已任院长,副院长是邓力群和于光远,周扬则担任顾问。当时全院上下老少同仇敌忾,致力于拨乱反正。我个人则经历了人生中一段最开心开怀的日子。
  没想到,在我们意气风发的时候,胡绳却碰到了一件“倒霉”事(吴全衡大姐之语)。他因为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不像胡乔木、邓力群直接对邓小平负责,而是直接担当华国锋的笔杆子),故而徘徊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大论辩之间,态度暧昧,以致被视为“两个凡是”的支持者。而“两个凡是”恰恰是阻挡邓小平恢复工作的严重事件。这可不是小事,邓力群的双周座谈会以及种种理论务虚会便大批“两个凡是”论,不久华国锋时代结束了。邓小平重新走上历史舞台。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却使胡绳再次陷入困境。当我在写作组里听到议论说,胡绳是“两个凡是”的“炮制者”之后,立即想到应当去看看他。于是,我立即步行到东单史家胡同二号。走了一个多小时,一进门就见到吴大姐。大姐见到我,特别高兴,第一句话就说:“你和李泽厚,不管什么时候都来看我们。老胡就在里边,他最近情绪很不好,害怕又要被揪出来。”这个“揪”字,吴大姐讲得特别响亮,可我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这个“揪”字,听了十年,还听不够吗?于是立即“反驳”吴大姐: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怎么还会再揪人,更不会揪胡绳同志。绝对不可能!我说得斩钉截铁。说完我就走进胡绳的书房,他让我坐下,脸上虽有笑意但缺少光泽。不等他问话,我就直截了当地说:“现在形势特别好,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又掌权了,他们对你很好,什么事都没有,你放心吧!”我当时讲话的口气特别大,大约是那时我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一直为“打倒四人帮”这事激动不已。胡绳听我一阵慷慨陈词之后就问我“学部”的情况,我自然是事无巨细地把所闻所见全部掏空给他了。他听完后挺高兴,说他最近又在整理旧稿写作新书,准备把《中国近代史》写出来。说完带我看了看他满院的藏书。所有的房间、过道都是书,有些书架太矮,我就蹲下来看,或趴着翻阅。当时我真是羡慕极了。出门后我一路走一路想:这么一个有思想有才华的党和人民的代言人,干嘛到现在还老是想到一个“揪”字呢?一路上,我的脑子全被这个“揪”字揪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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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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