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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文论与“圣经”批评的互动关系


□ 梁 工

  内容提要 近现代以来,女性主义文论和“圣经”批评相互影响,彼此声援,有时交相融会,难以区分,共同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完善。一批女性学者注重将性别批评和文学批评相结合,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富有创意地解析《圣经》,有效地丰富和充实了女性主义文论的宝库。
  
  一
  
  
  阿米科(E.B.Amico)将女性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追溯到彼森(Christinede Pizan)的《女性城邦之书》(1405)和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Ustonecraft)的《为女权辩护》(1792)。其实在此前后,已有一些基督教女性主义者以《圣经》诠释为切入点,质疑《圣经》的男性中心主义,揭露教会的误读,表现出朦胧的女性意识。19世纪上半叶,遍及美国的基督教大觉醒运动对西方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的形成发生了决定性作用,致使一些女性解经家脱颖而出,破除了教会不允许妇女公开布道的传统。1840年一批基督教贵格会女信徒倡导召开第一次妇女会议,并于八年后在纽约召开“塞尼卡瀑布”妇女大会,伊丽莎白·斯丹顿(Elizabeth C.Stanton)在会上做中心发言,要求妇女们团结起来,反对普遍流行的性别歧视。会议发表了《苦情宣言》,将《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改为“男女生而平等”。会后斯丹顿连任“全国妇女争取选举权协会”主席,为妇女饵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制定纲领,并多年充当领军人物。她还致力于女性主义“圣经”诠释,于1895和1898年出版两卷本的《妇女圣经》,在书中毫不含糊地抨击圣经的男性中心意识,谓其中所有信条法规、典章律例都是以父权制观念为基础的,宣扬“女人在男人之后被造,从男人创造、为了男人而造,低于男人也附属于男人。《妇女圣经》体现出19世纪女性主义“圣经”批评的最高成就,对后世女性主义文论的建构发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上半叶,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法国理论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将女性主义理论引进文学批评领域。为日后成熟的女性主义文论奠定了基础。波伏娃完全认同斯丹顿对《圣经》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抨击:
  再没有什么比《圣经》女名人传记更乏味了:与伟大的男人相比,她们不过是些苍白无力的人物,而且大都沐浴在某个男性英雄的光辉之下。遣夏娃并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给亚当做伴侣;……路得无非是给自己找了个丈夫;以斯帖为了使犹太人得救而跪在亚哈随鲁面前求情,她不过是末底改手中的驯服工具罢了,犹滴倒是比较勇敢,但她对祭司百依百顺,其功绩也让人将信将疑,根本无法与大卫王那确定无疑的辉煌胜利相比拟。在揭露《圣经》及以往文化遗产之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伍尔夫、波伏娃等理论家剖析了女性地位低下的根源和两性平等的出路所在,强调经济上自主独立对于妇女获得人格尊严和思想自由的极端重要性。伍尔夫着重考察了妇女进行文学创作必备的条件,以及历代女作家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波伏娃进而从生理学和心理分析人手详论了妇女一生中各个阶段的特点,开掘了造成妇女不公平待遇的原因,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伦理的,生理的和心理的。
  六七十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文论和“圣经”批评理论都呈现出日趋成熟的发展态势,二者之间的彼此默契和相互声援也更为自觉。在理论界,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1963)批评了《圣经》及基督教传统助长的性别歧视,表达了女性追求平等自由的强烈愿望。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1970)中揭露了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以D.H.劳伦斯、米勒、梅勒和热内等男性作家为例,说明尽管其观察角度和表现手法各不相同,他们笔下的女性无一例外地都是男性施以“暴政”的对象。米利特认为《圣经》和基督教神学、古希腊哲学以及弗洛伊德心理学都是父权制文化的产物,皆须用女性主义理论加以清算,《圣经》神话迄今还对西方人施加着巨大影响:“尽管我们处在一个理性化的时代,早已抛弃了对它字面上的信仰,但在感情上对它还笃信如初。这一有关女性是人类苦难、知识和罪孽根源的神话,直至今天还在左右着我们的性态度,因为它是西方父权制传统最重大的理论根据。”
  与此同时,一批基督教女学者也争相著书立说,从《圣经》和神学教义方面寻觅妇女受压迫的深层次原因,亦即潜隐于经济、政治、社会因素背后的宗教原因。由于深受波伏娃《第二性》的影响,玛丽·达莉于1966年推出力作《教会与第二性》,对基督教会充当女性压迫者的行径进行无情揭露和严辞声讨。1974年她又出版新著《超越圣父》,从哲学和神学层面对犹太一基督教传统视上帝为父的父权主义性质予以抨击。她论辩道,除非从人类意识中废黜上帝的权威,女人永远不会被赋予权力而成为完整的人。那个超验的上帝是如此遥远和冷漠,他感兴趣的仅仅是拥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上帝与世间万物呈现出“我一它”关系,或“自我一他者”、“主体一对象”关系,他最抵触的乃是自然界或物象世界。女人由于其生育本能而与自然界相联系,饰演了他者或对象角色,与上帝(以及男性)的自我或主体性角色相对峙。在这种宗教文化背景下,父权制把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凝固化、体制化,将人类整体两极化,分割成两个互不相属的群体。男人把女人当成第二性来感受和定义,男人成了“我”、“自我”和“主体”,女人则成为“它”、“他者”和“对象”。达莉主张以一个新的内在的上帝取代那个旧的超验的上帝,新的上帝将置身于宇宙之内,以“我—你”关系,或“自我一自我”、“主体一主体”关系与万物相关联,万物与上帝融会贯通,一如他/她/它在自然界中交相融合。只有在这样的上帝面前,女人与男人才能平等,既非“我”亦非“它”,而是一种超越了“我”、“它”形式的雌雄同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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