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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李春青《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实际上是一门综合性程度高、学科联系面广的学科,其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哲学史、历史、思想文化史等学科密切相关,同时又受现代文艺学、美学和哲学等的直接影响,因此上可以说,正是在这些影响因子的共同作用下,推动了20世纪以来传统文论研究的学术进展,塑造了传统文论研究的学术品格。也正是由于传统文论研究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从上个世纪初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科草创以来,传统文论研究在学术理念与学术方法论的探讨和建构方面,便始终具有一种自觉的意识。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随着这种探讨和建构意识的逐步深入,其又进一步合乎逻辑地衍变为一种学术史的自觉意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上个世纪以来文艺学、文学史研究方面学术史梳理、反思的过程,就可以发现,古代文论研究界对于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学术史的清理与反思,实际上是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启动了的。而进入90年代以来,这种学术史清理与反思的意识更加得到强化,学界同仁们寄希望于这一学术史清理与反思,以期从学术理念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在总结与反思历史经验之同时,在承传老一辈学人的学脉之同时,重构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以使古代文论研究出现超越和创新的新格局。在这方面,陆海明的《古代文论的现代思考》(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一书,应该属于开先河之作,其后陆续有张海明《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7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代迅《断裂与延续: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回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蒋述卓等《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黄念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等等著作相继出版。这些古代文论研究史著作的出版,形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界对于本学科学术史清理和反思的持续过程和基本风格,而总体趋向是逐步走向全面、深入,学术史意识和理论意识,问题意识越来越明晰、越来越突出。应该说。二十多年来的古代文论研究界的这种努力,不但对开创古代文论研究的新局面,产生了明显而有力的推动作用,而且积极地回应了文艺学、文学史研究方面的关涉到观念和价值层面的许多前沿性,焦点性的问题,从而对于开创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格局产生了良好的学术效应。
  近年来,古代文论研究界对于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学术史的清理和反思,不但继续进行着,而且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学术视野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拓展,对于重要学案及其背后的学术思想的评析更加细致到位,以及将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放在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理论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视之为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两个层面来分析评价其得失,因而问题意识更加突出。新近出版的由李春青先生领衔撰写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一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就充分体现出了上面所说的这些特点。该著共分为4卷,分别为清末民初卷、20至40年代卷、建国后卷、海外汉学卷,每卷又分为若干章,全书总章数达18章之多,总字数83万之多,全面系统地梳理、描述、评析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进程及其得失。就笔者所了解的情况而言,应该说该著是目前所见关于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学术史方面的最为全面系统,理论色彩最为浓重、反思程度最为深入的一部特色鲜明的著作,正所谓后出转精者也。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各学科对于本学科的研究史的整理和研究一直受到关注。出现了大量形式不同的著作,但是其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往往仅只停留于综述的层面,问题意识不强、理论深度不够,而对于专题学术史研究本身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论则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因而不能很好地深入至学科历史的深处、深入到学术思潮的内部,对所研究的学科发展历程,以及一系列重要学术现象,作出有力、准确的剖析。李春青等人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则在这方面没有给我们留下遗憾。该著之《导论》部分,以讨论古代文论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为目的,对于诸如何为“古代文论”、现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的三大路径、当前古代文论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反思、在中西对话中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可能途径、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等7个方面的涉及到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论哲学层面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并且力求从学术史的角度,结合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进程,以及问题域的形成、衍变和具体展开的情形,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正如该著《导论》所认为,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学科。实际上是“伴随着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的引进而产生的,以重新梳理中国古代诗文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为主要目的的学术研究”,其“以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为基础,以概念、逻辑为基本运思工具”,通过这一工具的选择而赋予传统文论一定的现代性,并且由此而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或影响现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以及文学批评实践。但是,这其中所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却在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学术史反思中被忽略或者揭示程度不够,就是当我们将这一工具用于整合、分析、评判传统文论这一“直接指涉着道德、政教、人格理想、玄妙之思以及活泼泼的感受、体验的特殊话语系统”之时,所造成的“对象与方法的错位”,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于对象的“某种程度的扭曲、改造与遮蔽”。这种由于“对象与方法的错位”而造成的后果,大约不外以下三种情况:一、遮蔽了中国古代许多具有独特性的诗文观念,使其不能纳入今日之文学理论范畴,二、用现代文学观念为基准衡量古代文论话语,常常导致研究者忽视这些话语产生的具体语境,把它们理解为一种如西方学术话语那样的普遍概念。三、忽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产生的复杂性和文化内涵上的丰富性。该著《导论》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在后面的各编中分析各个时期的古代文论研究现象时,亦特别注意结合具体的学术现象进行评析,进一步深化了《导论》中围绕这一问题的一系列见解,由此而使该著在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的反思等学术思想方面得以广泛展开和深入进去,而这正是一个具体的学科门类的研究史反思的题内应有之义。该著《导论》对传统文论在长期的衍生过程中形成的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系统、老庄和玄释审美主义文论系统、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的三大话语类型及其现代命运的分析,现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之三大路径的反思。当前古代文论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清理和反思,以及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和中西对话途径的建构等等几个方面所做的言说,亦值得读者细细品味。总之,该著在学术思想的层面所做的学术史清理和反思,使得其在这方面站到了学科的前沿。并成为其突出的特点之一,故而应视为近年来这方面研究的不可多得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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