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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历史对新诗形式演变的影响


□ 蓝棣之

内容提要本文以卢卡契等关于“历史与形式”的理论为前提,论述了20世纪新诗的艺术形式、技巧演变与社会、历史的种种关联。本文通过考察白话诗、新诗、新月派、现代派、九叶派、朦胧诗、后朦胧诗、以及90年代以来诸多流派与群落在形式、技巧方面的主要特征及其演进,说明了新诗中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本身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内容,并认为这不仅有助于新诗乃至文学的内核性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关键词历史形式语言意识文本意识修辞意识

诗歌与它的时代有关系吗?某种诗歌与一定的社会、历史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吗?这个题目与我们好像久违了,而今天确实又值得重新提起。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可以说是文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理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理论,反映论理论,典型化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又反作用于生活的理论,等等。它们都在阐释社会现实的决定作用和文学的能动作用。请读者去翻阅一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有影响的文学或艺术评论,可以说篇篇都在遵循这些理论。这种情形在“新时期”有了变化。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对于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批评,对于西方多种文学理论方法的传播,使得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重点和中心无形中逐渐转移,文学与社会的互动不再受到特别关注。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等的提出,“新历史主义”、历史题材小说、电视剧的蜂起,使得一些读者感到困扰,他们在问:文学与社会还有关系吗?在这个问题上,文论界有何进展?今天应该怎样提出和看待这个问题?
文学与社会、历史当然有关系,只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过去的理解太简单(东方和西方都是如此)。例如,在诗歌方面,关于爱略特的名诗《荒原》(1922年),简单和直接的理解就会把它的“决定点”归结为意识形态和经济因素,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资本主义危机、精神危机以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枯竭,把这首诗解释成为这些条件的直接“反映”。这就是典型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从文学中搜索意识形态内容,并将这种内容直接联系到阶级斗争或经济,而不去分析介于其间的一系列“层次”。
不过,我这篇短论并不打算从主题、中心思想这些“内容”方面去谈某种诗歌与一定社会、历史之间的曲折、复杂的关系,我将着重谈谈新诗的“形式”与一定的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问题一向被谈论得不多,不大为人所注意。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为,艺术形式不仅仅是个别艺术家的癖好。卢卡契强调指出,“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并明确说:艺术中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本身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内容。特里·伊格尔顿由此得出结论:“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印记明确地是文学的” 。这里所谓的“文学的”也就是“形式的”。
“白话诗”最早发表出来的时间是1918年1月,在《新青年》杂志上,但用白话写诗的最早尝试是在1916年前后,最早的尝试者为胡适,地点在美国东部,那时他还在哈佛大学(后转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胡适送梅光迪诗)虽然胡适说美国东部气候寒冷也是他们几个朋友写诗的原因(“山城风雪夜,枯坐殊未可”),但从根本上说,“白话诗”是时代的产物(“新潮之来不可止”),同时,时代也提供了一种内在的需要,即集体心理要求的压力(“百年未有健者起”)。大的时代背景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动,康、梁戊戌变法以来的开发民智运动,尤其是在这当中逐渐酝酿起来的对于“旧文学”的深深不满。胡适说:“自民国前六七年到民国前二年,可算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已有不满意当时旧文学的趋向了。”当然,“文学形式有自己高度的自主性,它部分地按照自己的内在要求发展,并不完全屈从于意识形态的每一次风向。” 在这方面,晚清时期黄遵宪等所倡导的“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及其成就,则构成了“白话诗”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形式方面的历史“传统”。作为时代条件,科举考试录用制度的废除,新学校的兴起,都为白话文学、白话诗准备了读者,白话诗因此而体现出写诗的人与读者之间的新关系。
郭沫若与胡适一样,也在白话诗开创伊始就有过重要建树,都可谓是奠基性的。有意思的是,他们二位的开创性建树都是在国外进行的:胡适在美国,郭沫若在日本。但这并不说明他们的白话诗写作与中国社会没有关系。郭沫若是在通过期刊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传到日本去的白话诗之后开始创作的。郭沫若身在日本,却写出了诗集《女神》那样最能表现“五四”精神的白话新诗,这说明诗人与他的时代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地理距离的远近来理解的。他虽身在国外,心里却埋藏着“民族的郁结”。由此可见,诗人表现他的时代的关键在于作为主体的诗人自己。同时,这里也有得有失,正如闻一多所评论的,《女神》极好地体现了20世纪反叛的、科学的时代精神,却遗憾地缺乏“地方色彩”。胡适也一样,他能把白话诗的写作坚持下来,并能够“完成”对白话诗的开创,也是在他回国之后。在美国时,有从国内去的朋友如梅光迪、杨杏佛等与他辩难,回国后又有钱玄同、陈独秀等切磋与支持。但总的来说,还是以《新青年》为中心的启蒙意识形态使“白话诗”得以在古诗势力如此雄厚的情况下,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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