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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研究的“实证性”与“目的论”


□ 时胜勋

  摘要: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界部分学者提倡要进行实证研究。就基本知识而言,学者对“实证研究”一词使用较为混乱,对其哲学基础的“实证主义”也缺乏较为自觉全面的认识。中国实证研究诉求同当代学术环境相关,但学者对实证研究所持观点也并不一致。实证研究本身是必须要强调的,中国学者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进一步的反思也是必要的。实证研究并不能根本解决学术研究的目的论关切问题。抱持目的论(价值论、意义论)关切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实证性和理论性的统一。
  关键词:文学理论 实证研究 目的论 实证性 理论性 统一的研究
  
  实证研究本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是,学术研究遭遇了许多问题使实证研究已经超越其方法之上,而成为一种学术方向,比如对80年代思想繁荣的一个反拨,90年代似乎呈现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①。但是,90年代以来,与80年代的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等登陆中国一样,西方理论更是大规模入场,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纷至沓来。“理论”再次承担了“思想”的角色,如今可谓理论满天飞。虽然最近西人又说,“理论死了”、“后理论”,但中国似乎仍对理论意犹未尽。于是,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界不大满意这种理论连台、概念乱飞的学术现状,部分学者开始提倡学风扎实的实证研究。
  
  一、什么是“实证”?
  
  据我的考察,“实证”初见于《宋书·范晔传附孔熙先传》,其中有:“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②意思是说,言谈都有实际的根据,不是空谈。“实证”的英文一般用作positive,形容词。但中国人对此的理解是多方面的,“实证研究”一词对应的英文可谓五花八门,如positive study③,empirical study④,verification study⑤,experimental approach⑥,evidence-based study⑦,或substantial evidence study⑧,等。其中,positive study和empirical study最常用。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学术界对“实证研究”的运用是混乱而随意的。大多数非哲学的人文研究者不太熟悉或不甚在意实证研究的哲学背景,而是比较随意地理解和运用。在学术日益国际化和规范化的时候,是有必要认真审理我们的语言使用情况和基本的哲学知识背景的。
  那么,如何统一如此之多的称呼呢?positive study看似是“实证研究”最恰当的翻译,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empirical的使用频率远远大于positive的使用频率。⑨如果根据约定俗成(即使用率)的原则,“实证研究”的标准英译似乎应取empirical study。但是,我们一般是将positive翻译为“实证”,并将positivism译为“实证主义”,而把empiricism译为“经验主义”,这样就有些混乱了。其实,就positive study和empirical study而言,它们只是表达的不同,而不是实质的不同。英文positive的第一个义项就是“无可怀疑的,明确的,确定的”。这主要是从“性质”而言,而非从“事实”而言。empirical的意思是“以观察或实验为根据的(非理论的)”。中国学术界使用“实证研究”时并不在意究竟是否为“无可怀疑的,明确的,确定的”,而是集中于“事实的分析”(anilysis of facts)。positive的第一义项在哲学意义上主要是为了解决认识论的问题,即如何保证认识的正确无误。但大多数实证研究只是着眼于如何通过“事实的分析”来说明问题。所以,无论是positive study,还是empirical study,都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在此意义上,它们是相通的。综上所述,本文以positive study为“实证研究”的标准名,也不排斥其他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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