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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与随想(二)


□ 顾子欣


“文革”期间,我在对外友协工作。发生“天安门事件”和打倒“四人帮”前后,我正在接待外宾,在一种较特殊的情况下,经历了那段历史性的大悲大喜的时刻。现将我当时的经历记述如下。
事情要从我参加接待巴基斯坦文官学院代表团说起。巴文官学院是巴政府轮训高级文官的机构,类似我国的高级党校。1974年4月间,该学院第一次派团访华,全团20余人,由院长哈桑·哈比勃任团长。哈比勃院长对我热情友好,把中国当作学习的榜样。代表团在大寨参观后,他激动地说,文官学院也要学大寨,以后要让学员们在校园里种菜,让他们知道劳动的艰辛。他还表示要与对外友协建立长期联系,今后每年派团来中国考察访问。
巴文官团这次访华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后期,“四人帮”虽仍在肆虐横行;但邓小平已恢复了工作,也经常出席外事活动。巴文官团就是由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名义出面会见的。哈比勃为此兴奋不已。他在会见时听了邓的谈话,对邓深为钦佩,称赞邓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记得邓在谈话中讲到中苏分歧,说苏联那时中断了所有的在华援助项目,给我们留下了一堆烂摊子,“就像个癞痢头一样”。翻译不知“癞痢头”的英文怎么说,便解释道“那是头上的一种皮肤病”。还是哈比勃帮助翻译说,英文里叫“favus on the head” 。大家听后都笑了起来,会见气氛十分活跃。哈比勃事后还念念不忘会见中的这段插曲;对整个会见,对邓,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哈比勃第二次率文官团访华,是在1976年三、四月间。此时国内形势急剧恶化。周总理刚刚去世,邓小平又遭批判,“四人帮”加紧篡权,已到了大厦欲倾的关头。哈比勃似也看出了什么,但不知究竟;他想打听邓的情况,又得不到确切回答,眼里常流露出迷惑的神情。而且那年的春天格外寒冷,4月初代表团在山西访问时,还下着大雪,哈比勃说他从未遇见过这么冷的春天。
4月3日那天,代表团从外地回到北京。4月4日是清明节。恰在这天上午,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当汽车驶过天安门广场时,只见广场上铺天盖地摆满了悼念周总理的花圈。广场周围军警密布,如临大敌;但仍有群众抬着花圈络绎而来。哈比勃见此景象甚为惊异。他走进大会堂,一见到陈永贵时便说,巴基斯坦人民也十分崇敬周恩来总理,对他的逝世深表哀悼;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代表团也想在天安门广场送个花圈,对这位伟人谨献哀思。陈永贵接过他的话题,讲了几句赞扬周总理的话;但说“送花圈就不必了。”接着还讲了“我们要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之类的话,会见就草草结束了。
翌日(4月5日)上午,代表团离京去南方访问,我也陪同前往。但我看到天安门广场的情景后,忧心如焚,已无心思工作;却又不得不强打精神,陪着外宾上了飞机。我们先到了南京,后转道去扬州访问。在扬州参观一社办工厂时,当地陪同以该厂为例,向外宾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但他私下里却告诉我,这个厂因缺乏燃料已经停产,这次要接待外宾,才拨给一点煤,临时开工做做样子,等外宾一走,还得停工。他还问我北京的情况,说“北京要是再大乱,这国家怎么得了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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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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