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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遗言案”:我所经历的1976


□ 袁 敏

“总理遗言案”:我所经历的1976
袁 敏

当我哥哥从关了十八个月的京城监狱放出来后,有一些媒体想采访他。我哥一概拒绝采访,他对媒体说的那句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白云苍狗,世事沧桑,当亲历那个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的当事人开始一个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意识到:有些事情可以灰飞烟灭,而有些事情却无法留存空白。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应该让它留下痕迹,二十年内不能说的事情,三十年后应该可以说了。
1976年春天,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我们家那幢有着“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这样清雅名字的小楼再遭劫难。第一次劫难是在1967年夏天,一大帮造反派把我们家翻了个底朝天,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也由此知道了“抄家”这个字眼。父亲的名字前被冠以“叛徒、特务、走资派”,并打上鲜红的大×,挂在墙上的那部黑色老式电话机被掐断了电线,话筒拖着电线耷拉下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曾经被小轿车接来接去的父亲突然间就变成了“甫志高”?而能用一口绍兴话和自己干地下党的革命故事做长篇报告并博得阵阵掌声的母亲,为什么一夜间就沦为了“假党员”?但很奇怪,那时我心里并没有多少恐惧,面对落差很大的生活,有的只是莫名的兴奋。
然而,1976年那个春天的下午,我却感到了巨大的恐惧。
那样的恐惧是在看到抄家者身穿警服时一瞬间从后脊梁上蹿上来的。他们出示介绍信,态度温文尔雅,还叫我们不要紧张。但他们抄家的细致、深入、滴水不漏让人不寒而栗。一些人爬上了黑咕隆咚的天花板,在蜘蛛网密布的阁楼上打着手电乱照;一些人将晒台上的每一只花盆连花带土倒在地上,用手慢慢地把土坷垃捻碎;更多的人则是拉开每一个抽屉打开每一口书橱翻查,只要看到带字的纸片、本子、信笺,无一遗漏,统统拿下。没有人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向我们解释抄家的缘由,但抄家者出示的介绍信和他们身上威严的白色警服昭示了他们抄家的合法性毋庸置疑。
抄家是在父亲被从家中带走后紧接着就进行的,事先没有一点迹象和征兆。“文革”开始不久即被打倒,在“九一三”事件后一度被“解放”,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又被“靠边站”的父亲,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的,他每天所有的事情就是躺在一张老旧的藤躺椅上翻看书报。来找父亲的人说:组织部的人要找你谈话,请你跟我们去一趟。父亲没有任何怀疑,起身就要跟他们走。我想,父亲一定一直在等待着什么,他一定想当然地认为组织部找他谈话也许和他久久的等待有关。5月的天气已经很热,父亲当时只穿了一件老头汗衫。出门时,来人似乎不经意地看了父亲一眼,说:再带一件外套吧。就是这句话让站在一旁的母亲感到不安。母亲当年曾是绍兴城里与日寇和汪伪特务机关斗智斗勇的地下党员,她的警觉和敏感超乎常人。她觉得这么热的天来人却要父亲带一件外套这很不正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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