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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革命时代的想象空间


□ 练暑生

后革命时代的想象空间
练暑生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文学沉寂了,文学家们似乎都已经退隐到超凡脱俗的文学世界里,或专营文学技术的革新,或致力于自我感情的雕饰。在各种重大历史场合很难看到文学的身影。近几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转折和激烈分化,沉埋已久的阶级论、介入论等文学史幽灵又重新浮出历史的地表,用似曾相识的眼光严厉审视着当代文学。面对这个复杂而多变的年代,文学何为?它在做什么?它还能做什么?南帆先生的新作《后革命的转移》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对文学与当代历史的关系展开了复杂而又多向度的思考。
在改造国民性、启蒙、革命等历史大叙述中讲述文学的故事,并不是文学史叙述的先天秉性,而是一种历史化的结果,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晚清。面对着风雨飘摇的古老中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知识分子企图通过文学达到救世醒民的目的,新的历史使命和古典“诗史”传统等因素相结合,到“五四”以后,最终成为人们讲述文学历史的核心传统。南帆认为,思考文学与当代历史的关系,必须同样立足于当代语境,展开多向度的思考,不能把介入历史当做文学的先天使命,更不能视为单凭道德热情就可以轻易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当代文学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只知沉醉于自我世界,不识人间的春夏与秋冬,革命话语消退后,“文学充分地意识到历史的震动,而且很快成为这种转折的组成部分”。《后革命的转移》上半部分以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为主线,分析了王蒙、张贤亮、阎连科、北村、韩少功等作家的作品。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里有“惊讶、激动、感伤、依恋、痛苦、犹豫”;同时还可以看到,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话语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如何开拓了丰富的探索空间”。

文学并没有远离历史,它只是没有产生人们期待中的社会影响。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媒介形式的发展,另一则是文学在当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由于媒介形式的日趋多样化,特别是图像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用文学的形式反映现实,产生的冲击力无法和电子媒介相提并论。另外,今天的知识分工已经非常精密,文学无疑应具有历史责任意识,但人们也不能因此忘记:“文学仅仅是历史结构内部一种微弱的声音……设计未来方案的时候,文学远不如史学、经济学或者其他时髦的学科。在这个意义上,现今的那些文学知识分子怎么可能撼动哈耶克们的市场?”不过,指出文学在当前知识体系中的弱小地位,并不等于认为文学失去了干预历史的能力,而是提醒我们需要寻找更适合文学的介入方式,这时候,“形式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形式意识形态”是西方形式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相结合的产物,它的提出为文学活动提供了一个发挥历史能量的独特方式。从“形式意识形态”出发,文学研究者可以通过形式分析揭开特定意识形态的面纱,暴露出它的内在空白和裂隙;文学创作者则可以凭借虚构和想象突破常识的封闭,挑战意识形态的隐蔽控制。
在南帆先生精密的文本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想象如何突破意识形态封闭的众多精彩个案,比如关于乡村问题。在市场经济理性看来,当代乡村只不过是一种前现代的残留物,是一个期待现代经济收编的无意识区域。但是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却对乡村的原始、荒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让人们在冰冷的现代经济文明之外,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那里的人们简单质朴、崇尚野性和情义,毫不计较经济效益的得与失。早在《冲突的文学》里,南帆就指出,“寻根文学”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现代文明所缺失的东西,它从落后的“乡村”中挖掘出了“抵抗现代性压抑的丰富矿藏”。而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下,文学中的“乡土”还包含着抵抗全球同质化的特殊意义:“当全球化成为基本语境之后,‘乡村’不知不觉地转换为‘本土’的象征……故乡、大地、母亲、根。”乡村的这些文化含义,是以经济学为主导的众多学科所无法发现,甚至试图遮蔽的内容,而文学想象却刺穿了经济学意识形态,充分发掘了乡村的当代文化价值。因此,如果说在市场理性占据了文化霸权的后革命时代,文学包括一切艺术想象还有什么意义,那么文学中的“乡村”指示了另一种文化向度的存在。
从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冲突的文学》开始,南帆就逐渐探索出一种结构性和历史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他擅长于从琐细的文本语言分析跨越到意识形态的宏观视野,或者在巨大的历史冲动之中发现一个文本形式的聚集点,开阖自如,收放从容。根据南帆的描述,特定历史语境的话语光谱构成了一个紧密关联的空间结构。这个结构不是静态的形式,而是一种动态的暂时组合,任何新问题的介入都会引起内部诸元素的结构位置发生改变。由于这种分析方法,他始终能够突破各种本质主义、机械主义的思维限制,在动态的系统思考中发现问题的多方面意义。比如关于“形式意识形态”概念,南帆同样提醒我们: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不是大盒子套小盒子式的机械对应关系,必须充分考察意识形态经历了哪些曲折的历程抵达文学形式的“神经末梢”。他对于小说《受活》的分析有力地显示了这种考察。为什么强烈关怀底层的《受活》会充满反讽色彩?南帆从喜剧、反讽、怪诞的形式特征出发,并结合二十世纪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读出了《受活》形式背后的深刻历史动因。在一个没有“超越语言”的时代,知识分子还有资格对历史说三道四吗?坚持不忘“穷苦人”的阎连科,既不可能居高临下地采用喜剧式讽刺,又不愿意接受反讽式地放弃历史担当。面对巨大的历史压力,“阎连科并没有绕开反讽,相反,他长驱直入地将反讽扩大至更大的范围——反讽的对象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历史……《受活》将反讽推向一个极端。这就是反讽与怪诞的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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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7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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