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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


□ 吴光正

  内容提要 本文借用“神道设教”这一概念来描述明清章回小说的叙事特性,即作者总是利用宗教描写来搭建时空架构,结构故事情节,确立叙事权威,传达创作意图,预设情节走向,完成人物设计;作者总是借助宗教描写来营造象征性情节、象征性人物和象征性意象,并据以提升小说的哲学品位。清理这一体现民族传统的叙事特征,有助于找到解读明清章回小说的门径,有助于探寻中国文学民族精神的内在特质,有助于建立中国自己的叙事理论。
  关键词 章回小说 神道设教 叙事 哲理 传统
  
  明清章回小说中的大量宗教描写其实是为作者的艺术构思和哲理表达服务的,是一种带有独特民族韵味的叙事传统,我们用“神道设教”这一传统概念来对这一特性加以表述①。清理这一传统有助于我们找到章回小说的叙事规范②,从而实现对小说文本、成书过程和版本变迁的还原解读;有助于我们摆脱一般价值观念的干扰,从而探寻出中国文学长期积淀的民族精神;有助于我们建立中国自己的叙事理论,从而摆脱理论界长期“搬运”、“套用”西方文艺理论的尴尬局面。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探索
  
  一、宗教描写的超逸品格与世俗存在
  
  要清理明清章回小说宗教描写的叙事功能,我们必须对小说中的两类宗教人物描写进行区分,第一类描写主要体现为宗教的超逸品格,第二类描写主要体现为宗教的世俗存在。前者是为了传达艺术构思而设计的,因而显得相对空灵与理想;后者则主要为了表现一些宗教人物的实际生活状态而创作的,因而显得相当功利与现实。
  宗教描写的超逸品格和世俗存在几乎同时存在于相关的小说之中。关于宗教描写的世俗存在,读者很容易辨认出来,研究者不仅把这类描写当作宗教腐败来看待,而且把这类描写当作作家反宗教、反神学思想的体现。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的阅读现象,情况颇为复杂,此处不赘。不过,作为作品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类宗教描写应该放到整个作品氛围中去加以考察,但绝对不应该把它当成是作者传达创作意图的手段。宗教描写的超逸品格及其叙事功能则涉及到一个“作者以为然而读者未必然”的接受逻辑,需要作一番申述。这类描写往往涉及到两类宗教现象,一类为超现实的宗教现象和宗教神灵,如《水浒传》中的天罡地煞降凡和九天玄女下天书,《西游记》中的佛道神灵及其对西天取经的操控,《红楼梦》中的青埂峰、太虚幻境以及活跃于其中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警幻仙姑,《儒林外史》中的“贯锁犯文昌”以及文昌帝君以“君子果行以育德”托梦虞府。另一类为现实世界的僧道或术士(甚至包括渔樵隐逸)及其宗教活动,如《水浒传》中的罗真人智真长老,《红楼梦》中的癞头和尚、跛足道人与出家后的甄士隐,《西游记》中的乌巢禅师,《金瓶梅词话》中的吴神仙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宗教救赎活动,尤其是他们对世俗大众的点拨和警示。
  还是让我们以《金瓶梅词话》为例来看看古代作家对这两类描写的区分吧。该书推出的一系列具有智者特性的宗教人物,主要承担着为红尘痴迷者指点迷津的任务,所以他们在作品中出现时往往超越了种种凡俗特性,显得特别超逸。吴神仙是一个“拄杖两头挑日月,葫芦一个隐山川”的高道形象,具有脱俗的相貌,具有超群的预测技能,更为重要的是,吴神仙能够超然于功名利禄之外,“常施药救人,不爱世财,随时住世”,先后两次为西门庆一家算命却拒收西门庆的银钱。像吴神仙这样超逸的宗教人物,我们在《金瓶梅词话》中还可以找到不少,如黄真人、吴道官、潘道士、胡僧、普静禅师等。与上述高道高僧相比,《金瓶梅词话》中的另一类人物则显得非常猥琐、非常世俗乃至利欲熏心、无所不为,与宗教的出世精神背道而驰。王姑子和薛姑子就是其中的两个典型。吴神仙们出现在西门庆及其家人面前,并不是希图西门庆的钱财,而是体现着宗教的慈悲情怀和救世热忱,流露出作者的总体构思;而王姑子们则是作者用来展示宗教生活的实际存在方式,并以此来勾连西门庆一家世俗生活的片段。
  
  二、宗教描写与小说的艺术构思
  
  明清章回小说作家运用宗教手段进行艺术构思时,不仅成功地将有关素材组织在一个较为宏大的叙述框架中,而且通过作为叙事权威的宗教人物成功地将有关人物的命运、情节走向和创作意图传达给读者,使得中国小说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即作者将一切结果都预先暗示或直接告诉给了读者,而此后的所有情节都是对这些暗示的形象展现。
  明清章回小说作家利用宗教的转世投胎、谪降历劫等情节为宏大叙事提供了广阔的时空架构,扩大了叙事的容量和自由度,并提供了结构故事情节的内在机制。关于这一点,张锦池、孙逊两位学者曾经作过论述③。笔者在这里想进一步指出的是,经典小说在利用宗教手段进行艺术构思时往往综合采用相关的叙事要素,儒、道、释三教的叙事传统和叙事要素均自由奔竞于作家的笔端。如《儒林外史》利用道教星君降凡神话来认定文人的神界身份,通过文昌帝君托梦来说明维持文运的准则,祭泰伯祠则是降凡星君的大聚会,是维持文运的高峰体验,幽榜通过星君的再一次集体登场,更是对尘世苦难的一种安慰与最后交代。再以《西游记》为例,佛教心性考验构成了西天取经的主要内容,“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成了九九八十一难的指导思想,“宗教考验”无疑是《西游记》叙事框架的核心。尽管西天取经起因于佛祖如来的救世苦心,但唐僧等五众的艰苦跋涉却导源于宗教救赎:唐太宗选派唐僧前往西天取经是为自己赎罪从而使江山永固,唐僧之转世投胎也是为自己赎罪而证果。观世音委任孙悟空等作为唐僧取经的助手,也是因为他们犯下了罪孽需要进行自我救赎。显然,“宗教救赎”是《西游记》叙事框架的辅助动力。考验与赎罪营造了《西游记》纵横捭阖的叙事时空,而道教的命功修炼则支配着《西游记》具体场景、具体情节、具体人物的设计,并使之成为宗教考验与宗教救赎的具体关目:道教的纯阳理论使得唐僧面临着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双重威胁,道教的洞天福地学说和服食理论营造了妖魔的生活场景,道教的丹道理论影响了唐僧弟子与妖魔的斗法,道教的五行理论支配了取经五众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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