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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对话的紧迫性及其难点


□ 乐黛云

  摘 要:中国具有悠久的跨文化对话的历史,当今的跨文化对话之所以特别重要和紧迫是因为现代科技发达带来的时空紧缩,使古今中外的接触沟通更加紧密;现代性弱点的充分暴露和对20世纪经验的反思要求人们重新定义人类状况,重新考虑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存方式。这种重新定义只能在全世界各民族的对话中进行,加以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原教旨主义的对峙,文化冲突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全球人类的未来,而跨文化对话是避免对抗,寻求共存的根本途径;同时,20世纪以来哲学的转向为对话的深层进行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生成性对话;时空巨变;文化过滤;文化霸权;文化原教旨主义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1-0173-05
  作者简介:乐黛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北京 100871)
  
  一、 跨文化对话在中国的悠久历史
  
  东晋时期(317—410)佛教传入中国,佛经的宣讲和传播与汉文化对话的方式是“格义”。“格”是量度的意思,“格义”就是用中国文化固有的概念和义理来比附、解释、量度佛经的经文正义以生成新的理解。这是一种“以我释他”,以“求同”为主的方法。17世纪,中西相遇,寻找相同性的努力在中西的接触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这已不是跨文化对话的唯一方法。当时在“求同”之外,已有人注意到“别异”,提出“况义”的方法。这一名称来自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口授、中国信徒张赓笔录的《况义》(初版为1625年西安刻本,今藏法国国家图书馆)一书。此书共译出伊索寓言22则,每则寓言的前一部分为“故事”,后一部分为“义曰”,解释这一故事的新意。时人谢懋明在《况义·跋》中说:“张先生悯世人之懵懵也,取西海金公口授之旨,而讽切之。复指其意所在,多方开陈之。” (注:参见刘耘华《比较诗学史》。)这显然是用与中国不同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增进新的因素。其后,汉文化与他种文化的对话又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在方法上不外是“格义”和“况义”两种及其变异。千百年来,有经验,也有教训。今天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 当今跨文化对话的紧迫性
  
  所以说新阶段,是因为产生了跨文化对话的空前的紧迫性。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时空巨变。计算机、全球互联网、移动通讯使人与人之间随时随地的紧密沟通成为可能。转基因、干细胞、克隆等生物工程技术使生命可能通过人为的手段复制、改写、优选。而纳米技术使人类能够在十亿分之一米尺度的空间内,实现对微观世界的有效控制。这些革命性的新知识、新技术贯穿到人类生活的每一细节,导致了全球性的、从未有过的时空紧缩,人类对时间和空间都有了和过去根本不同的看法。这些新知识和新技术同时导致了对地球有限能源和其他资源的空前消耗和争夺,这就是全人类不能不共同面对的现实。而这种面对只有两种可能:不是对抗,就是对话。对抗引向毁灭人类的战争,对话引向和谐共处的和平。
  第二,对20世纪一百年经验的反思。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了惨痛的记忆。欧亚两洲都体会到了疯狂的现代化发展所导致的毁灭之痛,加以德国的法西斯集中营、俄国的“古拉格群岛”、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残酷经验,这一切都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人类状况,重新考虑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存方式。这种重新定义只能在全世界各民族的对话中进行。
  第三,文化冲突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全球人类的未来。“文化霸权主义” 和由文化封闭主义发展而来的文化原教旨主义的尖锐对立已经使全球处于动荡不安的全面战争的前夜。“文化霸权主义”依仗自己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优势,处处强加于人,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而“文化封闭主义”认为自己的文化绝对优越,畏惧新的发展,压制不同意见,反对文化交往,扼杀本文化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以至顽固、僵化、趋向好战的极端,这个极端就是文化原教旨主义。其实质与文化霸权主义,并无不同,一旦得势,也会强加于人。为了挽救人类的未来,从世界各个角落传来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对话”,不要“对抗”的呼声!
  第四,哲学的转向。过去西哲大体认为主客体是可以互不参与的独立存在,如罗素所说,“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注:[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1页。)。20世纪前后,现象学和以怀特海为代表的过程哲学相继扭转了这种趋向,使西哲进入了一个主客体互动的新阶段。中国传统哲学从来强调主客观世界不可分离。中国道家哲学强调一切事物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由于某种机缘,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变成了现实。这就是老子说的“有物混成”,一切事物都是从无形无象的“混沌”之中产生,其最后结局又是 “复归于无物”。儒家认为“天”(客体)和“人”(主体)是一“相即不离”的统一体。正如朱熹所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 “天”要由“人”来彰显。只有通过自由创造、具有充分随机应变的自主性而又与“天”相通的“人”,“天”的活泼气象才能得以体现。由此可见,西方哲学从主、客体的分离进入了近代哲学的主、客体的统一。他们可以以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有益的“他者”重新反观自己,如海德格之解读老子;中国哲学则由于强调“合一”、“混沌”而缺少将客体充分对象化而产生了众多缺陷,百余年来,由于对西方哲学的吸收和参照,也有了很大改变,如冯友兰和金岳霖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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