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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在北京


□ 于泽俊

一直生活在故乡的人永远不会有故乡的概念,也不会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慨。只有远居他乡的人,才更深地爱着自己的故乡,他会时时想起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人以及故乡的美,才能体会到古道西风瘦马,行路人在天涯的凄凉。小时候看过鲁迅的《故乡》,还看过许多作家文人描写自己的故乡,可是却不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哪里。
我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北京顺义县人,而我自己则生在鞍山。大跃进那年我四岁,父亲从鞍钢调到首钢,将我带进了北京。那时我刚刚开始记事,就把北京当成了自己的故乡。开始我并没有这种意识,直到离开北京,我才知道自己的北京情结有多么重。
1965年,我父亲支援三线建设去了甘肃,春节回来开了个家庭会议,讨论是否举家西迁的问题。当时我们家六个兄弟姐妹,母亲是家庭妇女,八口人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养活,生活相当困难,两地分居开支大,如果全家都去西北会宽裕一些。但是父亲害怕把我们这一大群孩子扔在西北,将来落下抱怨,没想到我们几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愿意去。父亲反复讲了大西北的荒凉,建筑工人生活的艰苦以及生活条件的简陋,但是孩提时代的好奇心使我们不顾一切地鼓动父亲西迁。1966年2月,我随父母离开了北京,一去就是36年。
在大西北36年,始终有一种异乡异地的感觉。36年的岁月,并没有磨去我对北京的热爱和怀念,相反,随着岁月的流逝,对北京的思念却更深了。
离开北京后,我20年再没有机会回来过。20年间,不知道有多少次梦见北京,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梦中欺骗自己:这一回不是梦,醒来才知道又是一场空欢喜。那年我上五年级,有一次老师叫我当堂背诵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课文是我非常熟悉的:“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背到这里我无论如何也背不下去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流了下来。这样的眼泪不知道流了多少,有时听到一段京韵大鼓,吃一次绿豆糕,甚至母亲做一顿炸酱面都会让我泪流满面。
说起北京,究竟和我有多大关系,真是说不清楚。我小的时候住在衙门口,原来是丰台区的一个普通农村,后来又划到石景山区,当时在北京已经算是比较远的郊区了。衙门口和许许多多的河北普通农村没什么两样。可是到了大西北后,我始终骄傲地认为我是北京人。北京是我心中的骄傲,甚至铸成了我一生的性格。她使我多少有几分优越感,有几分大气,几分豪放。每当遇到一些想不开的事,甚至会这样排解:咱是北京人,不和他们一般见识。尽管有点阿Q,可那也是北京的阿Q,和绍兴的小阿Q是不一样的。
若说和北京没多大关系似乎也说不过去,我母亲的确是北京人。那得从1918年说起了。1918年,我母亲出生在北京顺义县。当时山东平阴县有位董姓的财主,发了财又有点胆识,跑到北京来做买卖。买卖顺手,又娶了几房姨太太,说来奇怪,他所有的太太、姨太太都只生女孩不生男孩。按照一种迷信的说法,抱养一个女孩可以带来男孩,于是这位财主便将未满周岁的我母亲抱到他们家,取名叫带子,直截了当就是希望我母亲能给他们带来儿子。不知是因为偶然还是这办法果真灵验,我母亲才到董家一年,这家便生了个男孩。男孩生下来,我母亲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母亲7岁时,又回到了顺义老家,可是家里太穷,母亲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实在养不起,于是,在家待了不到一年,又回到董家。大概在我母亲即将成年的时候,由于兵荒马乱,她的养父变卖了在北京的买卖,回到了山东老家。她的养父把她嫁给了自己家的长工———我父亲。可见我母亲在董家的地位。可是不公平的是,解放后我母亲居然是地主成分,后来自然而然也影响到了我们这些子女,暂且不提。且说我父亲穷得家无一亩可耕之田,结了婚,有了孩子,如何养活这一家人?无奈之下,一跺脚,挑着一副担子,带着我母亲、我哥哥闯了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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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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