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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一种环境


□ 刘醒龙

世界上没有不受环境影响的文学,也没有不影响文学的环境。在文学中道德的影响是巨大的,通过无所不在的道德的作用,文学获得了种种深入人心的情感因素。哲学给文学以想象的双翼,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出现时,文学首当其冲地会受到其影响,形成新的艺术审美和价值观。至于宗教,从某种意义上看,早期的文学简直就是它的一部分;在政治、道德、哲学、宗教各类环境中,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无疑是最直接和最大的。一个时代的政治风尚可借助其无所不在的触角,用直接和隐性的形式推动文学发展。二十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反封建、反独裁、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运动,对巴金、茅盾和曹禺等一大批中国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那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后,弥漫在中国上空的精神禁锢,直接催生了追求思想解放,寻找个人价值的伤痕文学以及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寻根文学”:又如历经十年改革开放,突然出现在中国社会里的瓶颈状态,让普遍以为改革只会带来幸福的中国人,对眼前的阵痛感到困惑不解,而出现的“新写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文学。
十三岁那年,我从母亲工作着的乡村商店所收购到的废品中发现—本残缺不全的《萌芽》。那时,对于法国我只知道两个人一个欧仁·鲍狄埃,因为他是《国际歌》的作者,另一个是戴高乐将军。左拉是我知道的第三个法国人。在很长—段时间,不知何故我一直认为左拉是女性,后来当我发现左拉不是女性时,竟然还以为是别人错了。曾经在一篇关于左拉的研究文章里读到,左拉前后花费25年时间,写了一部包括20部长篇小说的庞大作品,取名《卢贡一马卡尔家族》,涉及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出场人物有1200多个。这种叹为观止的文学景象,本身就是构成一种强大的环境。对于文学,太过强大的政治环境,并不是好事。有个很好的例子:在中国有非常多的人喜欢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从普通人到讲授文学课程的教师,大部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变色龙》、《小公务员之死》等作为世界文学中经典,实际上这些作品是契诃夫只有十几岁时练习之作,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样的作品似乎更能表现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才使它们得以成为所谓名篇名著。左拉的作品,也曾有过如此情形,否则像《萌芽》这样的作品极难出现在中国的乡村。
面对政治的影响,文学必须保持警惕。关于左拉,有一本最近出版的汉语文学教科书上是这样介绍的:“出现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作家左拉,受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学实验的方法被运用于医学、生物学、文艺学等时代风气的影响,提倡小说应着重写人的生理本能,写小说就像在实验室里做试验一样,不应受社会规律的支配,强调文学创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主张用纯客观的态度把生活中的一切细微末节精确而毫无遗漏地摄取下来,不表露自己的思想感情,也不对事物作结论。”对左拉的文学认识正在摆脱先前那些政治因素的困扰,但我以为这样评价仍然有失中肯,在我看来,影响左拉写作《萌芽》的是他所拥有的那份博大的爱——对同样作为人的普通的爱,对男女主人公一点点地走向歧途,一次次擦肩而过,直到濒临死亡归于爱情的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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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长江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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