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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治以后台湾朱子学的兴起


□ 陈名实

  摘要:清朝在统一台湾后,为了消除明郑时期的反清思想,致力于提倡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利于稳定封建社会秩序的朱子学,以达到移风易俗、巩固清朝在台湾统治的目的。在朝廷倡导和闽台官员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学校教育。朱子学迅速在福建得到复兴并向台湾传播,在康熙至乾隆时期成为台湾儒学的主流,并对台湾社会文化和教育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台湾;朱子学;儒学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7)06-0070-07
  
  明末清初,郑成功在福建沿海举义抗清,并收复台湾作为抗清基地。明郑政权本着汉民族春秋大义的思想,强调华夷之辨,召集具有遗民忠义精神的志士进行抗清斗争。他们采取积极进取的经世实学建立政权,在民众中产生深刻的影响。清朝统一台湾后,就面临如何消除台湾民众的反清思想、巩固清朝在台湾的统治问题。当时清朝统治者认为,中国儒家思想中的朱子理学最利于巩固他们的统治。于是康熙皇帝令李光地等编纂《朱子全书》,把朱子学说成是最正统的儒学,是治国安民的主导思想。在康熙皇帝大力提倡下,从康熙至乾隆中期朱子学迅速复兴。
  清代朱子学的复兴,在闽台尤其盛行,这同福建的闽学传统及大儒蔡世远、蓝鼎元等的宣扬和地方官张伯行、陈瑸等的大力提倡有关。闽台是清初反清斗争最激烈的地区,康熙皇帝派笃信朱子学的张伯行、陈瑸治理闽台,编辑出版了大量闽学著作,创立鳌峰书院等作为宣扬闽学的阵地.加强闽台两地的学术交流。使朱子学很快在福建复兴并传播到台湾,成为台湾儒学的主导思想。
  
  一、闽台朱子学的传承
  
  1.陈瑸对朱子学的宣讲
  陈瑸,广东雷州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任福建古田知县,推崇程朱理学,颇有政绩。康熙四十一年(1702),陈瑸调到台湾任知县。陈瑸到任后勤政爱民,重教兴儒。他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重建孔庙完工时写的《台邑明伦堂碑记》,对朱子学做了阐释和发挥:“自有人类,即有人心;有人心,即有人理;有人理,即若天造地设而有明伦堂。苟斯堂之不立,则士子讲经无地,必至人伦不明,人理泯而人心昧,将不得为人类矣。……予谓五经与五伦,相表里者也。伦于何明?君臣之宜直、宜讽、宜进、宜止,不宜自辱也;父子之宜养、宜愉、宜谏,不宜责难也;兄弟之宜怡、宜恭,不宜相犹也;夫妇之宜雍、宜肃,不宜交谪也;朋友之宜切、宜偲,不宜以数而取疏也。明此者,其必由经学乎!洁净精微取诸《易》,疏通知远取诸《书》,温厚和平取诸《诗》,恭俭庄敬取诸《礼》,比事属辞取诸《春秋》。圣经贤传,垂训千条万绪,皆所以启钥性灵,开汇原本,为纲纪人伦之具,而弦诵其小也。”
  在这里,陈瑸借明伦堂的教化作用对朱子学的伦理进行阐述。当时台湾民众主要是闽南贫苦移民,文化水平低,直接论述天理、人欲、道心、人心等理学范畴民众不易理解。于是陈瑸就用通俗的道理对伦理进行推演,其步骤是从人类到人心,再从人心到人理,最后从人理到人伦,阐明明伦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接着,陈瑸很自然地把儒家经典同伦理结合起来,把朱熹的伦理存于经书的观点发展为五经与五伦相表里,并对朱熹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五伦进行具体的诠释,从而阐释理学的道德规范。然后,又从朱子居敬的思想出发,对《易》、《书》、《诗》、《礼》、《春秋》的功用进行阐释,强调“礼”对敬的培养,说读圣贤书的根本目的是启发人的人伦本性,而这也是圣贤传经的本意。可以看出,用通俗易懂的逻辑推理宣传儒家伦理,是陈瑸宣传朱子学的特色。康熙四十三年(1704),陈瑛调任刑部主事,历任兵部郎中、四川提学道。
  康熙四十九年(1710),陈瑛调任台厦道兼理学政。到任后,他重修府学,捐资建朱子祠,大力宣传朱子学。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新建朱文公祠碑记》中,陈瑸对朱子学对社会、个人的重要性及普遍意义做了全面的论述:“矧自孔、孟而后,正学失传,斯道不绝如线。得文公剖析发明于经、史及百氏之书,始旷然如日中天。凡学者口之所诵、心之所维,当无有不寤寐依之,羹墙见之者。……予自少即知诵习文公之书,……文公之言曰:‘大抵吾辈于货、色两关打不透,更无话可说也。’又曰:‘分别义利二字,乃儒者第一义。’又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八个字,一生用之不穷’。盖尝妄以己意绎之:惟不好货,斯可立品;惟不好色,斯可立命。义利分际甚微,凡无所为而为者,皆义也;凡有所为而为者,皆利也。义固未尝不利,利正不容假义。敬在心,主一无适则内直;义在事,因时制宜则外方。无纤毫容邪曲之谓直,无彼此可迁就之谓方。人生德业,即此数言,略包括无遗矣。”
  陈瑸首先高度赞扬朱子学对儒学的贡献,说孔孟以后,儒家正学失传,后世儒者未能正确理解儒家经典的内涵,使儒家的道统几乎断绝。只有朱熹才是孔孟的直接继承人,朱熹的儒学才符合孔孟思想,使如今学者能够真正理解、信奉儒家学说。这样,就把朱子学放在当时中国儒学思想界中的独尊地位,作为儒生学习的经典。接着,他阐述自己学习朱子学的体会,重点引述朱熹的义利之辨,用与利相对的义来说明义的实质是“无所为而为者”,以此掩盖明郑时期提倡的民族大义、忠义精神。他针对台湾人民追求利的实际,阐述义与利的辩证关系与相辅相成的原理,并把义同敬作为相通的概念作内与外的表述,认为这是人生德业的概括。陈瑛通过对朱熹义与敬的阐释,把朱子学的精髓与台湾士民的人生事业、道德修养结合,为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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