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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环境维度


□ 唐纳德·休斯

  一、环境史:一个新的领域

  人们总会问“什么是环境史?”我往往回答道:环境史研究的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演化( evolution)。“演化”这个术语,在这里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虽然这些改变并不总是有益的。“有利有弊”,意味着“每一个行动都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作为一个领域,环境史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作为一种方法,它是指用生态分析理解人类历史。环境史家探讨地球上生物和非生物系统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种种方式,描述人类导致的环境变化,并评价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的观念。这些观念体现在宗教、哲学、文学与通俗文化等多个方面。

  环境史在20世纪70年代正式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这意味着它从传统史学中脱颖而出。实际上,环境史不能被简单地视作史学进步的一部分,它可以给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一些传统问题(战争、外交、政治、经济)提供背景知识和观察视角:揭示这些问题与自然变化之间的关系。自然是财富之母,失去了自然,人们的努力将是徒劳无功的。因此,不考虑自然环境的历史学著作将是不完整的。

  传统史学总是忽略自然,侧重于人类的政治活动。即便涉及自然,也是为了描绘技术和文化的进步,这种进步使人类从对自然世界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拥有管理自然的新手段。传统史学总是欢呼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并希冀技术和经济继续增长。相反,环境史则承认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受制于生态学的基本规律。生态学认为生物多样性富有价值,有助于生态系统在遇到干扰时依然保持平衡和生产力。而传统史学认为,从农业和文明的角度看,单一农业代替自然多样性是可取的。传统史学看不到人类社会以外存在的其他重要的关系,而环境史则强调人类与其他物种及使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些自然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家将人类社会中权力的运用和争夺当作题材,他们的作品以战争和政治领袖的生涯为主题。就连西方最早的两位大历史学家—一希腊的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也都选择了战争题材。

  环境史不能不正视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军事力量以及受其影响的国家、经济和少数民族。正如道格拉斯·韦纳指出,“涉及‘环境’的所有斗争,从根本上说,都是有关权力的利益之争。”他指出,保护或改善景观的方案实际上是将景观的控制权交给一些人,并建立一种规则,以此排除、驱逐,或压榨其他群体。随便就可以给出三个例子,在中亚地区,苏联政府为开辟小麦农场清除了哈萨克牧民,创造了所谓的“处女地”;19世纪末,英国帝国主义者把印度自给自足的经济变成外向型经济,造成了大饥荒;在建立美国国家公园过程中,武力驱逐印第安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1992年,威廉·克罗农在《美国历史杂志》发表的一篇很有影响力的论文中建议,历史叙事要求作者遵从的三个限制之一是,“历史学家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员,尽管未必能对这个共同体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在著述时要将人类共同体纳入考虑范围之中。”我认为我们要考虑的是生命共同体。在生命共同体中,人类只是诸多物种之一。如果历史学家在叙事时忽视了我们对自然依赖的广度和深度,就会显得不足。我们是地球生物圈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生存与地球这一生命系统的生存息息相关。也许我们兜了一圈,又转回到了我们的祖先讲述世界历史的类似方式。在那种方式中,自然发挥决定性作用,人类则与整个自然世界和谐相处。这种叙事方式可以吸收传统叙述方式——如纳瓦霍人的创世神话——的优点,重新融合人类曾有的与其他生物及自然世界紧密联系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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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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