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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多个合订本背后……


□ 章德宁
在三十多个合订本背后……
章德宁


  章德宁,女,1952年生于北京。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76年毕业后至《北京文学》(时称《北京文艺》)杂志社工作至今。历任小说组编辑、小说组副组长、组长;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社长兼执行副主编。现任《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编审。2003年,创办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并主持编辑工作至今。
  曾发表《荒魂》等中、短篇小说、散文。
  工作之余,与人合作主编和编辑过《中国“左”祸》、《记忆》丛书、《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中国知青情恋报告》丛书、实力派作家中短篇小说丛书、2002~2006年度《文学中国》等。
  
  前不久,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时,与一位颇有成绩的同行闲聊。在我眼中,他还只能算青年。但他却告诉我,他做文学编辑已经二十多年了。一日他枯坐家中,面对书架上他编辑过的二十多本杂志合订本,突发感慨:一个人二十多年的生命就变成了这一摞合订本,如果在杂志再干十多年,不过是增加十几个合订本,不是很可悲,很可怕吗?!
  我心中一凛。因为,我已经把自己三十多年最美好的生命,变成了三十多个《北京文学》的合订本了。
  其实如果没有“文革”,我是断不会做与文学有关的工作的。一方面因为父亲对与文学离得太近的政治的恐惧,一方面因为母亲对搞文学艺术的人的根深蒂固的成见。所以在我心目中,文学的地位,远在数理化之下。尽管我的作文永远被老师当作范文;尽管在小学期间,我已经读完了中国古代四大名著,还有几乎所有中国作家当代长篇小说,包括差不多所有的“红色经典”。但这只是因为我喜欢读书,我甚至把《红旗》杂志等一切当时我能见到的文字都当作课外读物来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几批材料,就都是在小学期间读过的。
  “文革”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16岁,我下乡了。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四年中,每天平均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之余,即使在最无望的时候,我仍没有放弃读一切可以找到的书。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成了我的精神支撑。1973年,虽然出了张铁生事件,虽然我填报了与文学完全无关的志愿,我仍以语文接近满分(全团第一)的成绩,被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录取了。
  1976年春天,当我到刚刚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杂志实习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有编辑这个职业。在那幢灰色楼房的几间普通办公室里,我第一次看见了堆积如山的稿子,第一次了解了这些稿子是如何变成令人敬畏的文学刊物,第一次知道了有这样一批默默地“为他人作嫁衣”的值得尊重的人,第一次体会到了“发现”的快乐。这一切成了我文学编辑职业生涯的开始。
  几个月后,我毕业了。那是1976年秋。我被分配到《北京文艺》(《北京文学》前身)当了编辑。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一直到今天……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让他去当文学编辑;如果你恨一个人,也要让他去当文学编辑。
  我是幸运的。我进入文学领域的时候,“春水已在寒冰下流”。新时期很快到来了。我有幸见证了新时期文学的全部辉煌。那时候,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文学在时代进步中,充当了批判的利器,社会的良知,民众的代言。一篇小说比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更有轰动效应,被所有人急切地争相传诵。文学成为正义和真、善、美的代表,所具有的力量简直可以所向披靡。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不再成为令人恐惧的阴影,反而成为撬动时代进步的杠杆。虽然有文学不能承受之重,但那时我们欢欣鼓舞着,自觉自愿着承受这重。我充分享受了“第二次”解放带来的自由感,并相信文学从此不再危险。当然,有一天,我将为我的单纯、幼稚付出代价。此为后话。
  文学不仅有力量改变、推动社会发展,文学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而这是通过负责任、有识见的编辑帮助实现的。余华由一个小县城的牙医,变为著名作家的转折,就缘于《北京文学》编辑请他来京改稿的长途电话。因了在《北京文学》发表作品,甚或又转载,又获奖,便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或进而做了文化馆干部,又成了著名作家的例子,凡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编辑,几乎每个人都亲历过。今天在文坛上响亮的那些名字,如汪曾祺、张洁、陈建功、刘恒、王安忆、张辛欣、理由、陈祖芬、余华、刘庆邦、张宇……都与《北京文学》有过不解之缘,或干脆就是从《北京文学》一举成名的。与他们交往过的《北京文学》编辑的点点滴滴,一定留在了他们各自的记忆里。
  编辑的工作就是选择,每天都面临选择。如山的稿子,谁个用,谁个不用,即是对艺术真伪、品质高下、风格流派的衡量,常常需要锱铢必较;有时也会面临道义、良心的选择。这种选择,是艰难甚至痛苦的。在这里,检验了编辑的艺术感觉,审美眼光,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宽容度,也是对胆识、勇气的考验。八十年代初,《北京文学》的主要负责人、资深编辑李清泉在刊出汪曾祺的《受戒》、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至今为文学界同仁津津乐道,引为楷模。很多人不了解,当年《受戒》发表前在编辑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看,记得当时看过此稿之人,大多写下了热烈称许的书面意见,谁又能说这不是一次集体的自觉选择,一种有意识的集体承担!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任主编的林斤澜,一次谈笑间说出的话,至今还言犹在耳:“稿子政治上出了事我负责,大不了不当主编还当作家。”还有做过《北京文学》主要负责人的著名作家张志民,在给业余作者题辞时,殷殷写下的八个字——“忠实于自己的眼睛”,发人深省,掷地有声!我为曾身处这样一个优秀群体,与这一批不仅是著名的人物共过事,而引为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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