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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影响与思考


□ 莫运夏

  摘要:翻译传统上的翻译活动一直被理所当然地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而此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它突破了传统美学或语言学模式而上升为一种文化上的反思。这种趋势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兴起不无关系。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崛起,并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本文立足于此,结合我国翻译研究的实际情况,探讨翻译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与思考。
  关键词:翻译研究 文化转向 影响 思考
  
  一、引言
  
  翻译,简单说来就是通过语种转换把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转移到另一种语言当中。自古以来,翻译就在文化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桥梁作用。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有交际的需要。同样。不同的人类文明之间也有沟通的需要,因为各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前进的动力。各种类型的翻译作品通过语言文字来展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翻译也一直扮演着文化传播者和文化沟通载体的角色。正是因为有了翻译,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才得以实现。翻译不仅促进了各国、各民族自身文化的繁荣,更丰富了世界文明。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可以这样说,翻译不仅是信息在文本之间的过渡,更是在文化之间的过渡,它的实质是一项以交流信息为目的的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
  
  二、文化转向的起源及意义
  
  很长时间以来,翻译只是单纯地被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来研究,它被认为是纯粹的文字之间的过渡。翻译研究沉溺于对字面形式的转换的研究,译文被视为与原文一一对应的复制品,译文对原文的忠实与否被过分强调。这样从语言途径研究翻译无疑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不能对翻译的目的、作用和功能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没有认识到语言承载的是信息,更是文化。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问题,更是文化层次上的问题。是为了文化交流。于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霍尔姆斯、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把翻译的重点由作者转向读者,从原语文化转向译入语文化,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文化视野和途径。
  
  1 文化转向的起源
  追根溯源,当代国际译学界的翻译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并非偶然,而是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粗略而言,这种渊源也许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德国施莱尔马赫和洪堡特对翻译语言本质的论述。早在十九世纪初,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其于柏林皇家科学院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论翻译的方法》中,就已经注意到说话人与语言之间存在的双重关系。作为古典解释学先驱者的施莱尔马赫。他对翻译语言的见解明显地透露出他的解释学立场,同时也跳出了单纯从语言转换层面看翻译问题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译者进行翻译时与译者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之间的密切关系。
  当然,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理论的全面确立和发展主要地还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因为,前半叶,西方翻译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主要体现在翻译活动和翻译产品的数量上。从五十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可布逊、尤金,奈达、劳伦斯,韦努蒂、卡特福特、彼得·纽马克等人。正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即他们代表的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史上的理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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