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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人”到“英雄”


□ 刘卫东

  内容提要:一概否定“写新人”理论的做法遮蔽了“新人”作为革命成果这一事实在历史叙事中的多重意义。解放区的“新人”虽然已经略具雏形,但是几乎没有理论家和作家能够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来理解毛泽东对“新人”的渴求。解放后,只生活在理论中的“新人”必须以现实的形式在文本中出现,因为这不是当代有没有“新人”的问题,而是时代要求一定要有“新人”的问题。按此逻辑,“新人”逐步“升级”为“英雄”。
  
  “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曾经的关键词由于历史脚步的过于“匆忙”和理论家的过于“势利”而淡出了研究者的视野,但是,不了解“社会主义新人”,几乎就不能把握“社会主义文艺”的发生和走向。把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主要目标来理解,是“人的解放”这一理想在新时代和新地点(解放区、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实践。此前,尤其是“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初期,研究者对塑造“新人”过程中的“假大空”问题已经有所批判,甚至将其作为“反动”的文艺理论,而现在,“新人”理论更是落魄到无人问津。但是,不加分析—概否定塑造“新人”的做法却遮蔽了“新人”作为革命成果这一事实在历史叙事中的多重意义。
  
  一、“解放区”的“新人”
  
  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视野中,“新人”代表着亘古未有的新鲜事物,是革命理想的“结晶”。这也是作为政治家关注文艺的原因之一。在他看来,改变了“性质”的中国社会需要“新民主主义文化”,而“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新民主主义文化”由谁体现?在这里,“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新人”互为依托和证明,是密不可分的火与火焰间的关系。在毛泽东的理论体系中,青年时期就形成的、造就“新人”的理想始终没有改变,而且这个理想随着毛泽东影响的扩大而变得越来越具有实践性乃至规约性。毛泽东1937年11月在《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中明确说:“要造就一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解放。”在后来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系列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文本中,毛泽东反复强调发挥,呼唤具有理想主义气息的“新人”的出现。也许理论源头并不明确,但是结果很明确:“造就新人”一直是毛泽东革命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现代性要优先“社会发展”的现代性,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体现——就目前研究看,毛泽东思想的这一独特之处还未得到充分挖掘和阐释。
  在毛泽东大力提倡“新人”的时候,王实味却提出了相左的意见:“旧中国仍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王实味指出“新人”不能离开自身条件凭空产生,实际上“新人”理论的“阿喀琉斯之踵”正在此处。但是如此观点岂不是抹煞了“革命”功绩?岂不是消解了革命目标?断断不可。由于毛泽东在延安的特殊地位,即便受到一些阻碍,他的观点还是在延安文艺界以“座谈会”的形式推广开来,并且促使作家开始逐步认同这一理论(如因写《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被批评的丁玲转而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对当代作家的影响不容忽视,甚至是决定性的。丁玲多年后如此回忆:“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教育了一代知识分子,培养了一代作家的成长,而且影响到海外、未来。每回忆及此,我的心都为之震动。”延安是应运而生的“圣地”,“应该”被“歌颂”为一个与以往历史任何时期都不同的、部分实现了人类理想的乌托邦,是解放区文学应该遵循的基本规定,否则,将受到批评。
  从当时周扬与胡风的“现实主义讨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三八节有感》(丁玲)、《还是杂文时代》(罗烽)、《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文本来看,几乎没有理论家和作家能够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来理解毛泽东对“新人”的渴求。在延安时期,将并无太多闲暇顾及文艺生产的毛泽东的“新人”理论加以概括、阐释和发挥的是周扬。作为受五四文学和苏联文艺理论影响的理论家,与“新人”理论的“接轨”让周扬有许多“隐衷”。周扬号召“写农民”,但是又无法放弃知识分子的趣味,这使他的观点经常处于摇摆之中,至少延安期间是这样。在周扬1946年选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里面,已经出现了一批“新人” ——新女性、好干部、战斗英雄,可以说,他们就是解放后“新人”的最早群像。因此,说他们开启了一个时代的审美风范也并不为过。孔厥的《一个女人的翻身故事》写折聚英小时候以“两斗粗谷子”的价钱换给别人做童养媳,后来参加革命学习文化翻了身,离婚后组建了新的家庭并成为边区女参议员的故事。丁克辛的《一天》写抗联会“李主任”为工作不辞劳苦、奔波忙碌的一天,初现了党的好干部的雏形。邵子南的《地雷阵》写战斗英雄李勇用神出鬼没的地雷战战术反扫荡的事迹,中间穿插了快板歌谣,把血雨腥风的战争描绘得生动有趣。但可以看到,“新人”都是在新形势下转变的,或适应新形势的,没有引领风潮的、能够作为榜样来推动新形势的人物。另外,《解放区短篇创作选》中还收录了一擎的《“众人原谅”——秋征调查速写》、林枫的《一架机器的诞生》等类似通讯报道性质的作品,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贴近现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新人”的匮乏。更值得玩味的是,在《解放区短篇创作选》中,曾被批评的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赫然列在头条,孙犁的《荷花淀》也位列其中,可见塑造“新人”没有成为人选的惟一的标准。周扬在“编者的话”中,先说入选作品“各色各样、参差不齐”,然后说明“交通条件的限制”、“编辑时间的仓促”带来选本的缺点。态度比较复杂。实际上,正是周扬对“新人”理论并无高度和全面的认识,《解放区短篇创作选》才表现了解放区艺术成就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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