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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缄默


□ 王际兵

  关于“文革”,说过的话已经很多了,而没有说出的话也许更多。
  对于“文革”的反思,文学是一个主要的途径,而具有虚构性的小说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开始,叙述那段历史中的灾难故事成为文学中的常态,并且一直绵延到二十世纪末。文学参与反思“文革”乃至中国革命历史是及时的,也是持久的,但是与“文革”和中国革命的巨大震荡相比,人们又普遍惋惜文学中的反思远不够丰富和深刻,有比喻说仅仅是给伤口的表皮擦了一点红药水。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用结构主义方法解读书写“文革”的小说,清晰地辨析了那些集体记忆的主要模式,并从中发出诸种文学反思的立场局限和道德化思路,指出历史的黑暗不是在叙述中被揭了,而是在对心里创伤的治疗中被“忘却”了。文学一方独大的局面恰恰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其他领域(如政治、历史、法律等)中存在的禁忌,以致巴金的《随想录》、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思痛录》等纪实性的文字面世之后大受追捧,众声欢呼曰大胆地“讲真话”。经历了那些严酷的生活,作为“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来的需要”(见韦君宜《思痛录》的《缘起》),全方位地展开反思是十分必要的。德国学者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的一句话经常被援引: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已不可能再写诗。这句话实际上是从这样一段话中摘取出来的: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已不能再写诗,这也许是错误的,但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这确实是个问题(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363页,重庆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对待历史的态度构成生活的前提,它不仅决定了我们是否会重蹈覆辙,更决定了生活的意义,历史的判断甚至就是知识本身。所以,仅仅以诗的方式叙述“文革”是远远不够的,何况大多还是一些肤浅的“诗”,完成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必然要全面而深入地展开对“文革”的清算。
  在时间的磨砺中,文学的清算激情正在慢慢淡化,尽管有人预言理想的文学反思将来一定会破土而出。国家政权很早就做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权威性的历史结论,“无疑以充分的异质性,将‘文革’时代定位为中国社会‘正常肌体’上似可彻底剔除的‘癌变’,从而维护了政权、体制在话语层面的完整与延续,避免了反思质疑‘文革’所可能引发的政治危机”(戴锦华:《隐形书写》,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42页)。“文革”作为已经被治愈的病变,也就彻底地退出了政治话语的现在时。但是,“忘却”终归排遣不了历史浩劫遗留下的创痛。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现场日记、历史信件、回忆作品等纪实性的文字逐渐多了起来。虽然它们不乏文学的因素,在删节或叙述中难免出现“失真”现象,却也颇具历史的价值,那些一事之迹、一时之感,以“碎片”的形式还原了历史的细节,填补了某些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空白,修正甚至改变了某些“大文章”的结论。一些异端的声音也被开掘出来,顾准、储安平、张中晓、陈寅恪等身处狂热的社会洪潮之中,却能执著地坚守理性的思考,甚至不惜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的思想!血淋淋的灾难已然令人愤慨,这些日益丰富的事例又赫然汇成了一股智慧的激流,灌溉着我们干涸的灵魂。读之怅然,读之神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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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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