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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逐的主体与批评的位置


□ 程 凯

  日本批评家柄谷行人的成名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终于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中译本。不过,比起一九八○年的日文初版,这个中文本的面目已颇为不同。整本书其实可以看成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分别对应着作者两个阶段的思考:它的主干是作者七十年代末发表在文艺杂志上的一系列随笔,于一九八○年结集出版;而当此书一九九一年被译成英文时,作者在许多章节后加写了“补记”,并且先后增加了两章,之后每出版一种译本作者都会撰写一篇序或后记记述新的思考,它们就像是在老干上不断生发出的新枝。蒙中译者所赐,这些“新枝”也都收入了中译本,我们由此仿佛看见了一本书的“生长”过程。
  据作者自己说,诱发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写作一系列随笔的动因在于批判当时“正在走向末路”的“现代文学”。对“现代文学已经丧失了其否定性的破坏力量”的直观感觉,使他意识到“赋予文学以深刻意义的时代就要过去了”。而他尤为不满的是这个日益丧失否定性的“文学”却成为六十年代左翼政治运动失败后知识分子的退路。有意无意地把“外面的政治”与“内面的主体”对立起来,使得“文学”被视为主体免受伤害、独善其身的避难所、“自我”“表现”的工具。可这种对立在作者看来是虚幻的,它的不证自明恰恰是“现代文学”掩盖其真实起源的结果。“现代文学”或者说“文学”是一种机制的确立,而不是自然的“文学”长河的下游,无限制地去追溯它的源头正是对其规定性不加反思的结果。在作者看来,“现代文学”的规定性和现代发生的一系列“颠倒”密切相关,“把曾经是不存在的东西使之成为不证自明的,仿佛从前就有了的东西”,这才是“起源”的真实性。作者要剖析的就是“风景的发现”、“内面的发现”等等一系列“文学”转折中蕴含的这种“颠倒”的本质。换句话说,在“风景的发现”背后正是一种现代制度建立的过程,因此,作者称之为“对现代的物质性装置的一个讽喻”。进一步讲,作为一种认识装置的“现代文学”并非外在于政治和现代制度,它本身就是现代制度建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风景,不单是作为反制度的东西,而且其本身正是作为制度而出现的”。表面看,作者集中讨论的是“文学”问题,像“风景的发现”、“内面的发现”、“自白制度”、“私小说”、文学的“深度”等等,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并非仅仅与“文学”相关,这里的“文学”其实是现代“认识装置”的表征。同时,“文学”又不只是这个“装置”的“产品”,它恰恰是这个“装置”得以确立的动因和工具。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除了对现实的敏感,促成柄谷直取“现代文学”核心的视野是如何获得的。后来者曾将柄谷反思“现代文学”的方法概括为“现象学”的方法,但作者坦陈他在写这些文章时对“现象学方法”一无所知。就其文章中的引用来看,他对诸如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胡塞尔、雅各布逊、福科、德里达等人的理论颇有体会,但这些理论与柄谷的问题并非完全对等或重合。特别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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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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