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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汉语文论的两难处境


□ 冯黎明


内容提要
20世纪晚期中国文论的历史背景是现代性西学东渐。现代性西学东渐使中国文论进入全球化语境,在这一语境中,汉语批评摆脱了总体性历史元叙事的控制,但又遭遇到三方面的两难处境:现代性焦虑与自我认同的裂变、本体论接口与策略性接口的错位、源文件的压缩与应用程序的扩张。

关键词
现代性西学东渐总体性历史元叙事两难处境

20世纪晚期中国学术文化界最引人注目的景观便是现代性学术背景下的西学东渐。较之晚清至“五四”时代的那场西学东渐运动,现代性西学东渐是在西方传统思想、尤其是近代理性主义已经立足于中国学术文化舞台的历史基础上展开的。20世纪中期以后,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持下,西方传统文论与中国的总体化社会运动相结合,酿造出一种总体性历史元叙事的文论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以历史理性化的文学本体论、政治教化论的文学价值论、社会学的文学意义论共同构筑了一种总体性的元叙事,并用这一元叙事对文学批评理论作出了制度化的规定。现代性西学东渐引入的西方现代文论,显示出文本意义自律、能指游戏、意义经验个人化等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因而很快地结束了总体性历史元叙事在汉语批评论坛上的统治地位,同时也将汉语文论推到了全球化浪潮之中。
在文论界,全球化的具体表现便是现代性西学东渐。我们带着“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动机虔诚地拜倒在各种新奇的西方现代文论面前,毫无保留地汲取西方现代文论的观念和方法。在急切地追逐、学习西方现代文论的过程中,作为汉语文化特性之体现的汉语文论——真正意义上的汉语文论,而不是用汉语写的西方文论——非但没成长起来,反而让人感到曾经辉煌的汉语文论、诗论已经成了博古架上的展品。我们当然不敢奢望用中国传统的文论、诗论来“化全球”,但中国传统文论、诗论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完全丧失了参与对话的权利,似乎也令人感到失望。
J.希利斯·米勒在《“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一文中谈及的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几种影响,几乎都是技术化对人文知识的影响。而这个问题在中国要复杂得多。20世纪晚期的中国文论不仅要面对科技和人文两大文明潮流对抗带来的社会问题,更要面对全球化过程中自身文化认同体丧失带来的“他者化”焦虑。正因为这样,20世纪晚期的中国文论日益显露出一种两难处境。这一两难处境的根本,在于现代性诉求与文化上的自我认同的危机。我们从全球化进程中学到的是一种西方近现代文明所构造的现代性,我们以之为全球性的学术视界。而实际上我们是在屈从于另一个地域性文化,我们本应与之展开平等对话,但它在全球化中的主体地位使我们不可能带着自我认同体参与平等对话,走向全球化也必然地意味着走向失语。因此,在当今的视野中,在我们已经走上现代性、全球化的平台的时代中,怎样走出两难处境建立现代性的、全球化的汉语批评,才是21世纪中国文论的当务之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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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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