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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家的博物情怀


□ 王一方

  去伦敦旅行,大英博物馆是应该去逛逛的,这家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博物馆创建于一七五三年,距今才二百五十三年,不算太沧桑。徜徉其间,最让人感到诧异的是,它的建馆竟是由一位名叫汉斯·斯隆(Sir Hans Sloane)的英国医生捐助个人藏品发端的,而不是臆想中的皇家“壮举”。斯隆是一位毕生酷爱古玩、古物的临床医生(后来受封为爵士),他生于一六六○年,自幼喜爱自然与科学探索,后来成为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他的行医足迹不限于英伦三岛,还远及西印度群岛与非洲,正是他高超的医术才为他的古玩收藏提供了经济基础,在他留下的著作中,有一本关于牙买加自然史的书至今仍然被人提及。一七五三年,斯隆大夫以九十三岁高龄谢世,身后留下七万五千九百七十五件珍贵的古玩、古物收藏品,还有大批植物标本以及数以万计的藏书资料,斯隆留下遗言,将这些藏品与藏书交予英王乔治二世献给国家,向那些“好学与好奇之士”展示。后来,英国议会决定成立一个博物馆董事会,由著名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亲任董事长,通过发行彩票募集馆舍资金,然后系统陈列对外开放,五年之后,善款募足,董事会决定买下一座十七世纪晚期的建筑——蒙塔古大厦作为馆舍,随后,由英王命名为“大英博物馆”的斯隆藏品展览于一七五九年一月十五日首次对公众开放。此时,正是斯隆大夫的百年诞辰。尽管今天的大英博物馆规模扩大了,藏品也已经大大丰富了,但不可否定,斯隆大夫的收藏与捐助启动了大英博物馆的建立。
  也许,今天的人们会讲斯隆大夫的故事是一个无法追随的特例,那个百科全书时代的特例。但是,斯隆的意义并非收藏古玩古物,而是博物情怀背后的职业生存方式。
  在今天,博物学似乎已经不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眼光与方法。在自然哲学盛行的年代里,如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中国的先秦、两汉时期,博物眼光与情怀是人们对自然的认知路径,是混沌的、模糊的、移情的、审美的幻象与天才臆测,是一种通家气象(多元、会通、宽容),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然而,进入实验科学阶段,这种路径受到还原论的诘难与排斥,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科学研究的精致与精密,于是,博物学方法成为一种既往的自然哲学,特征是解释性差,但容涵性却十分丰富。最终,还是由科学哲学学者来界定与诠释,譬如吴国盛曾指出博物学关怀有两种解释。一是弱解释:指个体自然情趣的养成与开发,是审美向度的自然体验,开启了哲学向度的自然理解与反思。二是强解释:指自然科学重归自然,与自然和解的形式,以便建立“人的科学”与“自然的科学”的必然联系,后者是类型意义的博物科学(有别于主流化的数理科学)。生物医学恰恰可以从博物科学这面镜子中审视自我的迷惘和异化。
  博物情怀的最初体验与认知源于对自然的关爱,由山石、植物、动物然后递延至人造器物,原始艺术大多源于自然风物与风情,而人正是上帝的艺术,是万物之精灵,因此,中国医学、天文学在早期(经验医学时代)的发生与发展中也就烙上深深的博物学印痕,不仅只是博物视野,还有博物精神,从《山海经》到《本草纲目》,中国传统的药物学几乎都是“博物志”,动、植物特性,栽培要领,属地风物志,民间传说,野史故事,药性气味,疗效医案,玄想发明,一一兼备,无怪乎《本草纲目》译介到欧洲时,书名译为《中国的博物志》,似乎与医学不甚相关。不过,对古代中国的医学生来说,自修药物学的过程,就是培育博物学观念的人文必修课,是一次人文情愫熏陶教化的“受洗”仪式,既有百科知识的杂合贯通,也有“亲近自然”、“师法自然”、“博物—格物—析物—惜物”等一系列观念养成。对至尊典籍《黄帝内经》的习得更是一次精神殿堂里的博物之旅,自然哲学与俗世智慧,生活体验与玄思心得,宇宙关怀与长生技法,交相辉映,一端是跑马纵思,纵横捭阖,一端是插针见悟,细密笃实。由此看来,中医文献中对医家“博及医源”的称颂并非“戏言”,确有功底。
  经验医学的时代早已过去,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高调重弹博物科学呢?理由是它作为一种观念与价值形态对当代工具化的技术与科学具有强烈的纠偏意义。在许多具有批评气质的科学史家眼里,主流的自然科学是无情之学,培养无情之心,建立“无情即客观真理”的价值标尺,也培养了无情姿态的优越感,这是一份技术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它引导人们从“师法自然”转向“施法自然”,由“博爱”之心转向“搏斗”之心,然而,作为历史的“拐点”,数理科学走到极端之后也面临一次“反弹”。那便是博物科学的勃兴以及新博物精神的复萌,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它是科学与人文山脚分手后山峰上的一次“重逢”。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它是具有反思意义的当代意识(绿色意识、人道意识)与传统意义的历史遗存(人文意识、自然意识)的“媾和”,是“力量型科学”(功利性价值)与“思想型科学”(唯真理性价值)的相互“妥协”。学理意义上看,它既是传统人文价值的“复归”,又是新人文主义的“精神暴动”,由此开启对未来科学功能的重新构建。作为身处古今思想、中西观念、科学与人文冲撞交汇口的当代医学根本无法躲避,它将在这次人文复归与构建中重新获得技术与人性的平衡与张力。对于医生精神个体而言,要完成由“无情”(针对实验室器物)到“同情”(针对救治现场痛苦),再到“敬畏”、“悲悯”(针对人类苦难)的“三级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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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6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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