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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与母权模式:徐坤《女娲》中的国族叙述


□ 王一燕


中国的男性作家专注于国族叙述始于“五四”,由来已久,气候已成。他们的小说无论是醉心于民族精粹的再现还是批判民族传统的伪劣,往往体现了对中国文化根源一往情深的探询。当代中国男性作家小说里的国族身份和传统之间的联系常常是通过对男性阳刚之气来呈现的,刘恒的《伏羲,伏羲》 和陈忠实的《白鹿原》 可以说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中国女性作家似乎不太关心国族身份,至少她们的作品往往不被看作是国族叙述。可是就在当代女性作家全力以赴描绘私人生活的同时,北京女作家徐坤,以其著作《女娲》,首当其冲,在国族叙述中表露了强烈的女性主义锋芒。本文旨在分析《女娲》中女性主体“欲望”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欲望如何参与构建另类女性特质,另一方面是欲望在母权模式再现中的基本功用。本文探索《女娲》的女性主义叙述机制最终是为了借此分析女性主义国族叙述的可能性。本人认为《女娲》是女性主义意识的产物,与国族叙述中中国文化的男性表述反其道而行之,是张扬女性主义国族叙述的“反叙述”。
然而本文同时也认为《女娲》并未完成女性主义国族叙述的使命,因为从理论上讲女性国族叙述也许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悖论”。问题的关键不是《女娲》或是作者的局限性,而是在于“国家”本身的性别特质。如果如塔玛·玛雅(Tamar Mayer)所言,国家是一桩男性事业,那么在国族叙述中是否有女性主义的立足之地?就国族主义的事业而言,女性主义叙述的对抗姿态(带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女人书写女人)将导向何处?当能动的女性形象完全破坏了“女性特质”为良母贤妻爱女的常规时,这样的“另类女性”在传统氛围下究竟是什么形象?能否为国人接受?在国族叙述的背景下,除了揭露儒家礼教作为一个压制性体制的消极再现之外,这样的女性主体象征着什么?简而言之,“女性主义式的文化国族主义”(feminist cultural nationalism)有无存在的可能?从理论到实践女性国族主义叙述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文只是借分析《女娲》做一些初步探讨。
婆媳执政的母权模式
《女娲》讲述一个名叫李玉儿的女人从1930年到1990年60年中的生命故事。她的苦难生活从十岁嫁到于家做童养媳开始,成为饱尝婆婆虐待的儿媳,接着做了十个孩子的母亲,后来在古稀之年当了太祖母。小说以李玉儿生活的各个时期为主线,逐步展开于家四世同堂的家族传奇。小说以李玉儿的“婚礼”拉开帷幕,新娘李玉儿坐在毛驴背上悲痛欲绝,欲罢不能,被自己守寡的母亲以十块大洋和五斗高粱米卖给了于家做童养媳。那时候,于家仅三口之家———父亲于祖贤,母亲于黄氏,还有紧接着成为李玉儿丈夫、于家的独子于继业。新郎才八岁,还在他母亲的怀里吃奶。于家是于家坳的富户,家业殷实,雇有一个长工,农忙时也雇些个短工。可是新中国前不久,天灾加战乱使于家失去了全部田产家业,不得已搬到城镇边缘居住。可庆幸的是于家因此躲掉了地主成分,这可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岁月沧桑,目睹了李玉儿含辛茹苦,生养十个儿女,送走早逝的公公和丈夫,赡养刁钻懒惰的婆婆,故事在于家老少欢庆第五代子氏的百日纪念时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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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南方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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