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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之罪:新世纪文学尴尬与困境的原因分析


□ 潘先伟

  摘要:人们期望进入新世纪后,“新世纪文学”更应向前迈进甚至获得飞跃发展,然而令批评家气闷的是文学的走向越来越艰难,众多人发出了“当代文学已经死了”的悲伤性断言。批评家把当代文学发展尴尬与困境的责任归咎为现有体制与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忘却了批评家自己的罪责。本文认为:除时代本身带来的各种原因外,作家、批评家和读者共同自觉与不自觉的把当代文学推向了亦死亦活的两难境地。展望未来,世纪初文学的救赎之路遥远而艰难。
  关键词:尴尬与困境 作家之罪 批评家之罪 读者之罪 救赎之路
  
  进入新世纪后,《文艺争鸣》对“新世纪文学”发起过热烈的讨论,从“新世纪文学”概念的界定阐释、生成语境与创作表征多层面进行了论证。本文将从新世纪文学目前的尴尬与困境的生存状态,对作家、批评家及读者的责任及未来当代文学的自我救赎几个方面予以论述。
  
  一、当代文学陷入尴尬与困境的具体呈现
  关于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到底是“死亡”是“活着”,是“繁荣”还是“衰微”,是多元挺进还是叙事终结,每个批评者自有其论。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的确是处于一种非常困惑、迷乱、尴尬甚至倒退的生存境地。衡量当代文学总体的走势及成就鉴定至少有三个方面决定性因素是不能忽视的,一是作品发表与出版的数量;其次是作品生产的负载价值与质量;再次是占据市场的文学文本创作动向。
  首先,出版数量增多但刊物发行锐减的矛盾状态。通过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作品非常庞大,长篇小说每年的出版量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长篇小说从原来的两百至三百部不断增加到现在每年超过一千部,近十年国家出版的长篇小说总量已经超过了一万多部。九十年代以来,散文集子的出版越来越成为一种“牛市”。面对长篇小说的数量激增,文学刊物的发行却跌入历史的最低谷。多少曾经发表了优秀文学作品和扶植培养了一大批作家的文学刊物,依然“难逃劫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不少文学期刊创下一百多万的发行量,令无数编辑欣喜自豪。可是今天的文学刊物从过去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犹如雪崩般突然暴跌到几万,“文学期刊的发行量都在往下掉,现在比的不过是谁掉得慢一点。”长篇小说的无限丰盛与期刊的不断萎缩形成了文学数量繁荣与衰微的自相矛盾。
  其次,表现内容广泛但作品质量肤浅。近十年的作品浩如烟海,仅长篇多达一万多部,还有中、短篇及各种散文、传记、报告文学等集子。无数的文学作品带来了文学表面的繁荣和发达,然而真正蕴涵着无比丰厚的文化、哲学、道德、历史意义和对人类生存普遍关怀,具有文学本体意义上的作品并不很多。事实上,新世纪文学与整个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比较,质量普遍不高。譬如“茅盾文学奖”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权威,每届所奖作品寥寥几部,但是这些代表体制内认可的最高成就的获奖作品就算得上最优秀的作品吗?《长恨歌》、《骚动之秋》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但它们所负载的文学内涵及叙事方法真能够代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水平吗?曾经引起文学界犹如当年《废都》般轰动的文学热著《狼图腾》,将一个陌生的名字“姜戎”一夜之间炒得红透了半个文坛,时间刚过去了三年,被称之为“旷世奇书”与一道享用不尽的“精神盛宴”的《狼图腾》到底有几许文学价值与意义?被某些评论家认为“深得《红楼梦》的神韵”,代表“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和把“贾平凹创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的《秦腔》,是真继承了红楼神韵吗?当代文坛另一道独特的风景“80后”作家,引起多少追捧与批评,然而,这个曾“热得发紫”的民间新生代作家群生命力到底能维系多长?但无论怎样,《长恨歌》、《骚动之秋》、《狼图腾》及“80后”群体在共时性方面都产生了自己的轰动效应,虽然有着媒介时代的炒作与鼓吹,但在上万部的长篇小说中这些作品和作家毕竟是个“亮点”。
  第三、“文学游戏”与“下半身写作”占据了文学市场。新世纪以来,“游戏”与“下半身写作”继续泛滥,让文学也越来越脱离时代与社会,仅仅在身体上找到乐趣。"游戏"本身无可厚非,但文学的游戏必须具有一定的格调,能让自己与读者游戏后人格与精神有所升华;那些始终在生理与欲望驱动下的游戏想象会坠入哗众取宠,令人生厌的境地。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游戏是语言的游戏,是主体主动追求的一种蕴涵文学思想和有目的、有意识的“文学游戏”,创造出现代与后现代文学经典来。而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游戏,更多的是指人们对文学的态度,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不再有神圣和崇高感觉,文学是一种“玩家”的“玩品”,“我的文学我做主”,“爱咋玩就咋玩”的文学心态。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从“身体写作”开始坠入了“下半身写作”。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开始的“身体叙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小城之恋》、《麦秸垛》、《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等无数作品注重 “身体革命”,大胆书写人的身体和情欲,反对恒定文化心理和文化传统,表现女性争取自己的权利,认识自我的渴望以及对男权前控制的反叛和颠覆。这些“身体写作”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和文化思考的写作。而今天的“身体写作”已经不再是让身体的欲望赋予一种文化思考和对男权的颠覆,身体写作早已变成了欲火燃烧煎熬的“下半身写作”,《我的性爱日记》、《乌鸦》、《女人床》、《偷窥无罪》、《上海宝贝》、《身体》、《弟弟的演奏》、《是干,而不是搞》、《孀居的喜宝》、《出轨》等“口述笔录”的“下半身写作”成品,非但失去了现代与后现代的个性与自我,而且让自己变成了“非人”。他们的叙事不是真正的“身体叙事”,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写作”,不是以文学知识分子立场和理性精神与传统彻底断裂,而是金钱与虚荣诱惑下的灵魂与魔鬼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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