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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歌:一种用于抵抗的工具


□ 敬文东

  古代彝人为何逆着地理方位上由高到低的正常“进化”序列,从居住了漫长时段的低地区域,重返崎岖、寒冷的高地世界与鹰为伴,为何从富庶、温柔的成都平原,退守莽莽苍苍、视线严重受阻的大凉山与火结盟,至今仍是一个令人难以索解的谜团——毕竟温暖、潮湿的低地区域,较之寒冷、干燥的高地世界,更适合种族的繁衍、文化的繁荣与承传,恰如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在高地和低地,一切都存在着天壤之别。这边欣欣向荣,那边却疲于奔命。”而辉煌灿烂、令人惊叹的三星堆遗址,极有可能是古代彝人留在成都平原上的文化遗产。若干年前,诺苏彝人(彝语即“黑色的部族”)的后裔,诗人吉狄马加,透过他的诗歌写作,有幸“梦见”了祖先们辛苦、惆怅的迁徙历程:

  我看见他们从远方走来

  穿过那沉沉的黑夜

  那一张张黑色的面孔

  浮现在遥远的草原

  他们披着月光编织的披毡

  托着刚刚睡去的黑暗…一

  ——《一支迁徙的部落——梦见我的祖先》

  关于这个谜团,博学多识的钟鸣提前给出了一个诚恳、大胆,也颇富想象力的假说:“能否倾听这样的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虽然自那以后,已经悄无声息流逝了数千年的光阴,完全承受得起“足够漫长和古老”的考语,但生活在大凉山腹心地带的彝人,却因群山阻隔被打断外出的脚步和通往山外的视线,仿佛只是睡了一个酣畅淋漓、汪洋恣肆的长觉。“诺苏彝人至今还没有接受来自外部世界的任何宗教,因为他们的信仰系统具有同有的复杂性,他们的信仰体系包括多种线索:一是季节性的祭奠仪式,二是关于他们的神性祖先的史诗,三是关于自然力的神话故事。´’2彝人在既漫长又短暂的酣眠中,肯定无数次梦见过深受自己祖先崇拜的雄鹰,拜见过祖先们喜爱的苦荞麦,会见过受到祖先热烈推崇的黑、黄、红三种神秘的颜色,对此,吉狄马加多有称颂:“我梦见过那样一些颜色/我的眼里常含着深情的泪水……”(《彝人梦见的颜色》)他甚至把它们当做诗歌写作最原初的动力:“我写诗,是因为有人对彝族的红黄黑三种色彩并不了解。”令人遗憾的是,被三种“圣色”虔诚装饰与小心呵护的精美器物,至今还深埋在三星堆厚厚的黄土之下,

  为什么吉狄马加会被他的美国译者梅丹里看做“既是一个彝人,也是一个中国人,也是一位世界公民”,而且还三者兼容,“互不排斥”?毕竟古往今来,所有种族面对的,依然是同一个世界;所有不同肤色的人面临的,依然是相同的问题,主题和难题。吉狄马加在一次演讲中,明确地说到过:“不管你生活在哪个地方,是哪个民族,有很多有普遍价值的东西是人类必须共同遵从的。”在另一处,他说得似乎更为坚定:“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哪怕是对一个小小的部落作深刻的理解,它也是会有人类性的。对此我深信不疑。”所谓民族性,仅仅是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生产出的处理相同问题、主题、难题的不同方式以及应对机制。实际上,无论地理环境的差异有多大,都必然会为人类孕育出一个最大公约数。这个世界,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最大公约数的世界。

  大凉山地势高迥,极富才情、个性、想象力和阳刚之气,就像有人用貌似神秘的语气说到过的那样:“中国的山脉和河流大多是自西向东延伸的,这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而彝人和大凉山寄居其间的横断山脉,“则是在正常的西一东走向中突然转折为北一南走向的一个反方向的山系和水系”3。虽然大凉山出人意料的顽皮特性,并不能和彝人被迫逆着“进化”序列行进的“怪异”禀赋相对仗,但依然包含着太多宿命性的内容——很显然,在被科学主义极度熏蒸、扫荡和鞭挞的当今世界,宿命性和寄生其上的神秘内容,最终只能被无神论的、大大小小的“现代”芝诺们“归于不可能”论证的行列4。对此,吉狄马加在一首诗歌的“题记”中,几乎是毫无意识、又像是故意跟复数的“现代”芝诺们唱反调一样写道:“彝人的母亲死了,在火葬的时候,她的身子永远是侧向右睡的,听人说那是因为,她还要用自己的左手,到神灵世界去纺线。”(《母亲们的手·题记》)“向右睡”确实体现出了文化上的某种“差异性”。但这和相信人死之后还有另一个世界存在的其他民族,当真有“差异”吗?埃及人称他们的坟墓为“常住之家”或“永久的住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玛雅学家约翰·梅杰·詹金斯说过:“全球土著人共同信奉的”条律是:“文化如同一个美丽的小孩,从宇宙的中心向外生长,在时间中成熟。”而在大凉山的护佑下,彝人同执地坚守了自己祖传的信仰与记忆——最早被人信奉的条律,也就是最容易被直观洞见到的观念,往往最值得信赖,因为它和大自然靠得更近,跟诚恳、质朴的土地更有亲和力。大凉山将彝人团团围住,保护了祖先们遗留下来的传统、歌喉、天真、诗性和令人震惊的神秘性,让他们有机会继续缅怀祖先的荣光,拒绝“在时间中成熟”和烂熟。正是这一点,和大凉山携带着的神秘性恰相对仗。吉狄马加深知这种神秘性和彝人血肉与共的深刻关系,自觉认定它必须成为诗歌写作的重心或焦点。他说:“我写诗,是因为在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的反差中,我们灵魂中的阵痛是任何一个所谓文明人永远无法体会得到的。我们的父辈常常陷入一种从未有过的迷惘。”出于对母语、发源地和祖灵的感恩心理,吉狄马加有理由和他的民族一道,拒绝“在时间中成熟”,继续“固守失落的文明”,因为他“担心有一天我们的传统将离我们而远去,我们固有的对价值的判断,也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失去了大凉山的庇护,彝人注定只能“吮吸贫血的阳光/却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迷惘”(《彝人》)。如今,大凉山和寄生其上的神秘性,还能继续保护它的子民吗?被彝人视为神圣之物、必须要得到歌颂的祖灵将存于何处?这些急迫的问题,构成了吉狄马加诗歌写作最为本真的主题、动机、出发点和强劲的内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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