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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的意义


□ 李泽厚

  
  两千年来的最大变局
  
  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开始普遍感受或认同自己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变局”。从未曾见的外来商品(“洋货”)大量涌入,严重的军事挫败、割地赔款……“亡国灭种”的恐惧首先给予的是思想上的刺激。两千年未有的现实变局引动了更为剧烈的二千年未有的思想变局。在如何救亡图存,“中国走向何方”等等尖锐激切的思想变局中隐含着的核心,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想、各种各样对中国传统的思想阐释和出路选择,纷至沓来。保守与进化、革命与改良、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宋明理学与“科学的人生观”、“新启蒙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中国的命运》与《新民主主义论》……种种对立、斗争、论战,其意义超出了学术和思想领域,直接作用于社会现实,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史的特色之一。在《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初稿》一文中我曾认为,“由于中国更追求建构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导行动,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公羊三世说,谭嗣同的‘仁—通—平等’的以太仁学,严复的天演进化,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马列中国化等等,都是企图以系统的理论构建来更新人们的观念,召唤国人的感情,所谓‘一种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为力量’(孙中山)。这种新思想和新信仰当然形成对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极大挑战,从而在各种大小问题上都陷入新旧意识形态的严重纠纷、剧烈冲突和长期论战之中,以致使鲁迅慨叹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又如李鸿章和日本公使森有礼关于服装西化的讨论,便表现出,在中国,即使是变衣服装饰也很不容易,‘易服色’便涉及政治,而‘变祖宗之成法’乃大逆不道(这与近一百年后留长发、穿牛仔服还被振振有辞地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几如出一辙)。在日本,就没有这类问题,只要实用方便,神道并无系统的观念来统辖管制。中国文化则由于一整套理性系统的阻碍,使现代化进程更加举步艰难,于是在经历了各种失败之后,终于爆发出世界史上罕见的彻底反传统的‘五四’启蒙运动,以求为现代化取得思想上的前提和武器。”(《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335—336页)
  由于传统“思想”以礼制等形式几乎无处不在地管辖着人们(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暂不讨论),现代“思想”便以孙中山讲的“思想—信仰—行动”的模式,作为批判的武器进行挑战,引领中国历史前行。思想以及思想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几部哲学史或思想史(胡适、冯友兰、侯外庐以及牟宗三)在文化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便超过了其他任何文学史、文化史以及经济史、政治史等等。而这又恰好与中国重“经学”(“经”为四部之首,五经四书为士子首要典籍)即重“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衔接。
  本来,理性止处,信仰滋生。与情感、行为紧相联系的“信仰”,本来远非理性或思想所能规范、限定,而经常与非理性相关。但在中国,却主要是由“思想发出信仰”,即“建构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导行动”,它是中国传统“实用理性(pragmatic reason)”的特色。这特色是既不使思想走向远离实际的抽象玄思,也不使人排斥思想,轻易陷入非理性的情感迷狂,而是强调“道在伦常日用之中”,“以实事程实功”,关注实际效用,重视世间关系,不依凭超验或先验的理性或反理性,而是要求从经验中概括出合理性。“实用理性”要求理性渗入日常生活之中,以“合情合理”、“通情达理”等原则来指导、判断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活动,维持和延续社会和个体的生存、生活和生命。即使在决裂式的“彻底”反传统思潮中(从“五四”、“文革”到《河殇》),也仍然可以看得出这种重现实功用、有情感因素、由经验出发的传统理知特色。所以,我在《中国现代史论》中把打倒孔家店的英雄们也看作儒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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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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