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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 肖 静

  王岳川的新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6月版)。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和文艺美学的学术专著,该书填补了国内后现代主义研究的空白,开拓了一种宏观整体地研究后现代思想的途径。
  本书共十四章,另有“引言”和“结语”。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即(一)、对后现代发生发展的考察(1—3章);(二)、对后现代文化哲学的分析(4—7章);(三)、对后现代主义文艺美学的研究(8—13章);(四)、对后现代发展新趋势的描述(14章)。王岳川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汇集了多种文化、哲学、艺术流派的庞杂思潮。这些流派的观点是互相掺杂甚至是互相对立的。对后现代主义的不同观点,构成当代思想家不同的身分认同:积极推进后现代主义的人,往往以做一个后现代哲人为荣(如德里达等);严肃批判、抵制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则以后现代主义批判者的身分出现在思想论坛(如哈贝马斯等);还有以学者身分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客观研究,对之保持清醒认识的学者(如佛克马等)。正是这种“推进”、“批判”、“研究”的合力,构成了起伏跌宕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对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评判上,已经引起哲学、社会学、神学、教育学、美学、文学领域经久不息的论争,而当代世界一流思想家无一不卷入这一前沿课题中。
  在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反动还是其继续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上,作者指出,后现代主义从现代主义的母胎中发生发展起来,它一出现,立即表现出对现代主义的不同寻常的逆转和撕裂。后现代文化与美学浸渍了无所不在的商品意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对立在此归于失效,商品禀有一种“新型”的审美特征,而文化则贴上了商品的标签。复制、消费和平面感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代码。
  在后现代兴起的时间问题上,作者在客观地展示了学者们的意见后指出: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等)的产物,它孕育于现代主义的母胎(30年代)中,并在二战以后与母胎撕裂,而成为一个毁誉交加的文化幽灵,徘徊在整个西方文化领域。后现代主义的正式出现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其声势夺人并震慑思想界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阶段,在欧美学术界引起了一场世界性的大师级之间的“后现代主义论战”。到9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开始表现出衰颓的势态,而走向“终结”。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特征是:消解认识论和本体论,即消解认识的明晰性、意义的清晰性、价值本体的终极性、真理的永恒性,而抵达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游戏”平面。它终止了一切诗意唤神的本性,放逐了一切具有深度的确定性,走向了精神的解构和不确定性的平面。反对中心性、整体性、体系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重过程轻目的,重活动本身而轻构架体系。后现代不重过去(历史),也不重未来(理想),而重现实本身。这一特点,使后现代主义背叛了现代主义对超越性、永恒性和深度性的追求,而使自己在支离破碎的语义游戏中,仅得到一连串的暂时性的空洞能指。这种残破的话语世界,表明任何恒定秩序的话语世界的不可能,从而达到对传统总体性秩序加以拆解和消除语词在场权力的目的。
  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表征为:体现在哲学上,是“元话语”的失效和中心性、同一性的消失;体现在美学上则是传统美学趣味和深度的消失,走上没有深度、没有历史感的平面,从而导致“表征紊乱”;体现在文艺上则表现为精神维度的消逝,本能成为一切,人的消亡使冷漠的纯客观的写作成为后现代的标志;体现在宗教上,则是关注焦虑、绝望、自杀一类课题,以走向“新宗教”来挽救合法化危机的根源——信仰危机。后现代文化逻辑的复杂性,直接显示出这个时代的复杂性。
  对发生在后现代哲人之间的排斥性哲学美学话语论争的展示,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学术功力和对重大问题的把握透视深度。这部分是全书最为精彩的部分。作者通过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解释学与解构学本文之争;丹尼尔·贝尔与哈贝马斯的新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争;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德的现代性反抗后现代性之争,以及弗·杰姆逊对后现代文化的批判及其对后现代对第三世界文化侵略的忧虑;伊格尔顿对解构的意识形态话语分析;洛德威、洛奇对后现代的拒斥;女权主义美学的发展和新历史主义诗学的崛起,展示出后现代论争的理论景观,并通过哲人们相互的驳难和答疑,勾勒出后现代文化逻辑曲线。作者据此指出,对抗后现代的学者将其视为人类的自戕行为,一种宣泄以后的匮乏,一种“耗尽”以后的迷茫;赞同后现代者则看到其多元主张和重视历史的机遇性,以及信息时代人的整体思维方式的飞跃;折衷者则一方面觉得后现代作为一种“走极端”的文化现象存在种种问题,但同时又感到它以全新的姿态,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秩序,暴露出其社会和文化的内在矛盾,可以给人以反省,从而重新建立更合理的社会形式。
  王岳川在“结语”中指出,后现代主义的来临,将在人类走向新世纪的进程中造成情感错位,为此诗人和哲人注定要承受更为沉重的人性重量。当代诗人哲人在时间的裂口中看到存在对意义的怀疑和否定,在陷入价值中断的存在迷惘中,为某种隐而不去的悬浮感所攫持:那种先验设定的形而上学中心信念固然已如逝川,随后现代主义而来的多元思想和价值学说是否就能给人提供坚实的内在支持?那种浮泛虚假的乐观主义固然脆弱苍白,但因此而走向虚无悲观是否又标示出一种更彻底的浅薄虚假?精神保守和自我封闭已然使人们痛尝苦果,但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是否就是一条可行之路?一味拘守在深度模式和等级秩序之中已无可能,但退回到直接的生命本能或非理性泛滥是否必然带来真正的解放?这种两难境地,构成生存和文化的双重压力。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当代诗人哲人承受着超量的负荷。实际上,有人不堪其苦,抱着退场的承诺而适性逍遥;有人深陷在不可言说的生命困惑和意义缺失中难以自拔,在彻底的怀疑否定中自我放逐;然而,也有人义无返顾地承担寻求意义的重荷,在体验人生和诗意的双重角色分裂中日益逼近艺术和苦难中的真理。这些看法无疑相当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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