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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读书记(一)


□ 黄 裳

  最近又找回了一些旧书。连日来整理、翻看,往往要弄到夜深,打破了一直早睡的老习惯。这堆破烂书里并无一本“善本”,奇零残破,绝大多数是小册子。但在我却产生了多年离散后老朋友重逢的欢喜。其中还有在中学时最早买到的书,随我转徒南北,几经乱离,居然重新又回到自己手中,真是“相逢如梦寐”。旧书还是老样子,至多也不过添加了些蛀孔、水痕,但我自己,却已由一名中学生变得两鬓萧疏,这是不能不使人感慨的。翻看着当年手写幼稚的题跋,印记,一下子就又重新回到了少年时代……。
  说起写题跋和盖印章,这也是我的一种老习惯了。买到一种书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在卷尾书前写几个字,并盖上印记去。这并不是值得赞赏的好习惯,不料却显示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没有它,这些破书是一本也找不回来的。我前后刻过十来方藏书印,十年动乱中抄去后,被说成是某种“罪证”。记得那次我出现在两千多人大会的主席台上时,一面受着批判,一面就把这“罪证”示众。造反派们用一张大白纸将这些印章钤在上面,高高举起,高呼口号。那情景正象张天师登坛作法揭示的丹书符
  旧书到底是旧书,在这里面找不到多少有趣的东西。但却自有其历史文献价值。孙殿起的《贩书偶记》是被公认为有如清史艺文志那样的资料书的,正续两编收集的内容也确很丰富。它比艺文志之类更可贵的是,凡所著录都是根据了实物,而非仅只转引传状之类的第二手材料,因而也更可信赖。不过它到底只是个人见闻的积累,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这次找回的旧书中,几乎十之八九都是《偶记》所未收的。可能因为作者久居北京,不易看到南方各地的出版物。总之,有清一代的著作数量,恐怕要比《偶记》所收要多出十倍左右也不止。这样,一部根据现存实物,广泛收集编定的《清人著述总目》将是迫切而重要的著作了。
  对待旧书,似乎也应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要求过高,求全责备,这是不现实的。只要其中有一二故实、见解,有可取之处或值得参考的地方,就应该加以注意、“利用”。如采取这种开明态度,许多书都可发挥作用,为两种文明的建设服务。这中间自然也包括了“反面教材”的利用与借鉴。“鉴”的原义是镜子,在镜子里可以看到美的也有丑的形象,两者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罗振玉珂版影印巾箱本。这是曾经引起鲁迅与日本德富苏峰辩难的有名的书。还有一本《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也已由罗振玉影印,但开本较大,两种印制得都很精致。影印古书,可以有《古逸丛书》那样的大册,也不妨有《吉石盒丛书》这样的小册,大可不拘一格。但印刷的要求要高些。即如这“诗话”,原刻的风貌传达得就很好,“中瓦子张家印”的牌记和全书的刊刻体式都可以获得如实的了解。
  争论的焦点在于书是宋刻还是元刻。《诗话》后附王国维和罗振玉两跋。王跋尤详,详考南宋临安坊市,并断言“此云‘中瓦子张家印’,盖即《梦粱录》之‘张官人经史子文籍铺’。”而藏书家的德富苏峰当然同意罗、王之说,一口咬定自己藏的是宋版,还讥笑鲁迅未见两书原版,不知究竟,因而闹出“元人著作的宋刻”的“笑话”。这就又牵涉到小说史上的问题了。
  现在两书都已影印,我们即使未见原书,也可以从影印本中看出一些痕迹。鲁迅当年也是看到这两种影印本而作出论断的。鲁迅在《华盖集续编》中所提出的理由是有说服力的。照我看,“张家印”的“印”字最后一笔,确有南宋临安书棚本牌记的风格,但这也完全可能是写刻工人的一种习惯,并不因由宋入元而立即改变。书中的刻工刀法,草率板滞,已经不是棚本的风貌了。怀疑可能是元代坊本,不是没有理由的。王国维把“张家”坐实为“张官人……”也不免多少缺乏细密、审慎,谁能断定中瓦子没有同时开设着多于一家张姓的书铺?何况还有出售正经正史与通俗读物的区别呢?
  
  古砖及其他
  
  《晋砖唱酬诗》一卷,嘉庆刻本。二十七叶,前有抚刻砖文八枚两叶。首胡虔序,以下谢启昆、阮元、张曾谊、张映玑、秦瀛、谢振定、侯凤苞、钱泳、王廉、王聘珍、潘相、张宝、侯烈、周春、冯应榴、李尧栋、张燕昌、沈德鸿、吴廷镛、许庆宗、袁钧、项墉、邵志纯、赵魏、杨秉初、顾式金、陈广宁、许元仲、继昌等古诗二十九篇,都有考证的内容。八砖于嘉庆丁巳于浙江藩署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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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84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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