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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张“工资单”


□ 张 旻

  这是我下乡插队落户第一年(1976年)的年终工资分配单。和现在的工资单相比,它太简单了,只有一个数字:实发现金92元1角2分;但又太隆重了,它不仅印在大红纸上,而且以毛主席的_三段语录打头。
  今天我儿子看到这张工资分配单,惊诧莫名。 那年我的总收入是160多元,扣除口粮等,剩余现金92元1角2分。我插队在嘉定曹王人民公社戴家生产队,当年我们队最强的男劳力的工值为13分,即出工一天记1.3工,一般妇女为9分工,我插队第一年,也是9分工。我们队1个工1元,就是说我出工一天挣9角,最强的男劳力挣1元3角。这在当时的上海农村算是高收入,嘉定分配最低的生产队1工好像只有2角左有。但按我的分配算我那年只出工180天左右,因此我的总收入不算高。
  我出工少,毋庸讳言,这首先反映了我对下乡抱着临时观点,更谈不上有“扎根”的思想准备。中学毕业后走“上山下乡”的道路并不是我的选择,我是家里两个孩子中的老大,政策规定我应该下乡,逃避是可耻的。在此情况下。我写了“上山下乡”决心书,但我心里想的是尽快在农村得到保送上大学或当兵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下乡后我妈每月给我20元生活费,这笔钱在当时的农村足够度日,不需要我像农民那样为生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在我高中阶段,我们每学期都有一次“学农”或“学工”,插队落户在我的认识上仿佛是又一次学农,只是这次时间稍长些,条件更艰苦。由于我在三个农忙季节以及年底的开河工程中都是全勤,我只是在农闲时出工少些,因此当地农民及生产队干部对我下乡期间的表现还是肯定的。说到底当地农村人多地少,他们并不缺少我这样的劳动力。
  我在乡下的另一半日子,主要做我喜欢的两件事,游历和阅读。那年我才17岁,游历范围有限,但对我来说那已是开创性的,而且我几乎每次都是单独外出,甚至在外过夜,这在以前都从未有过。记得我曾独自带着地图去过近邻江苏省浏河镇,一个人去过上海市区,一个人根据地址找到同学的下乡地,等等。这些独立的游历经验,对我的成长非常重要。
  我在不出工的日子花时最多的是阅读。在乡下我读的书并不多,但我读得很细。那两年我翻来覆去读过的书有: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海师范大学编写的《世界近代史》,几本前苏联小说,以及《普希金小说集》,印度作家别列姆昌德的长篇小说《戈丹》,匈牙利作家米克沙特的《圣彼德的伞》。那个年代的阅读并无计划,能找到什么就读什么。因为在乡下能找到的书不多,所以养成了细嚼慢咽的阅读习惯,甚至不少章节很多年后还历历在目,简直能够背诵出来。上述几本书并不都是我喜欢的,但我对每本书都仔细阅读。我小屋的灯光每晚都是整个村庄里最晚熄灭的,即使疲倦得趴在桌上打瞌睡我也不会轻易离开:村民们很快感觉到了我的与众不同,夜里他们很少来我小屋串门。在乡下我似乎一直以这样的坚持期待属于我的命运早日降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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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档案春秋 Tags: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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