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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沃土,一方热土,一方净土


  白崇人(回族)

  当读者捧起《民族文学》本期(2010年第12期)阅读时,《民族文学》已走过了整整30个年头。30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时代的飞腾、历史的跨越、社会的巨变、文学的奔流中,《民族文学》的编者和工作人员始终充盈着坚定的信念和灼热的激情,坚守着“团结全国少数民族作家,发现和扶持少数民族文学新人,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办刊宗旨,把《民族文学》开拓成少数民族文学的一方沃土、一方热土、一方净土,并用心血和勤奋在这方园地上耕耘、浇灌,使之绽放出万紫千红的花朵,在中国文坛上闪烁光彩。30年峥嵘岁月奔腾而去,《民族文学》的开垦者、耕耘者,一批人离开了,一批人进来了,像传递的火炬队伍,生生不息,勇往直前。

  我之所以称《民族文学》是沃土,因为她为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发表作品的肥沃土壤和园地;称她是热土,因为她总是满腔热情地面对少数民族作家,特别是文学新人,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称她是净土,因为她始终坚守办刊宗旨,坚守文学的艺术品格和社会责任。

  当我阅读了《民族文学》创办30年来收官一年的作品后,更加坚信我对《民族文学》的整体评价,一种欣慰之情也从心底腾起。读后只能用一句话表达我的心情:“《民族文学》越办越好了。”感叹之余,撰写了这篇文章,权作《民族文学》创刊30年的一个庄重敬礼吧。

  一

  2010年《民族文学》的一个亮点,就是连续推出了三个青年作家专号:“蒙古族80后作家专号(第4期)”、“藏族青年作家专号”(第5期)、“维吾尔族青年作家专号”(第6期)。这三期专号的作者都是这三个民族的文学新生代,其中有不少是“80后”。当在这三期彩色插页中看到数十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作家的剪影时,不能不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年轻一代的风起云涌兴高采烈。这虽然是三个民族年轻作家的集中展现,但也使我们看到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不俗实力和璀璨未来。

  这一代少数民族年轻作家在创作上所表现出的眼光的敏锐、心灵的驰骋、艺术的探索和个性的张扬,都令人刮目相看。回想30年前,不要说连续出版三个民族的青年作家专号,就是组织一期全国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专号也绝非易事。可见少数民族文学有了多么壮观的腾飞。

  本年度《民族文学》的另一个亮点,就是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品明显增多,包括佤、畲、羌、毛南、阿昌、仫佬、鄂温克、土、傈傈、普米、仡佬、乌孜别克、黎、独龙、裕固、达斡尔、俄罗斯等近20个民族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并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浓郁的民族性。他们在我国文坛上自豪地占有了一席地位,在少数民族文学中也光彩照人。应该看到,这些作家大多数属于年轻一代。

  记得1981年春节,我到昆明传达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评奖的有关事宜时,云南作协的朋友高兴地告诉我,云南出了一个佤族年轻女作家董秀英。云南作协的朋友和我都为佤族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书面文学作家而兴高采烈。30年前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真是凤毛麟角,而现在都已经成群结队。在这一进程中,《民族文学》功不可没。

  本年度《民族文学》第三个亮点,就是所刊作品具有较高的质量。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散文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奉献。《民族文学》30年的收官之作,尽显风采。以下就是对《民族文学》本年度作品分门别类地作一粗略扫描。

  二

  本年度小说中最突出的是少数民族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关切,特别是他们以敏锐的眼光、细微的观察和睿智的思索,发现了我国社会变革中生发的新景象、新特点、新趋势,并以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和由这些人物编织成的故事,点击到社会变迁的筋脉,揭示出社会的热点。例如藏族青年作家尼玛潘多的《城市的门》就是一篇值得关注的小说。一个怀孕的农村姑娘进城寻找自己的情人,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艰辛、屈辱、挫折,最后在陌生的城市落了脚,嫁给了一个善良的司机,实现了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迈进了“城市的门”。我国社会改革的重头戏之一,就是推进城镇化,农民进城变成市民是当今我国社会改革的一大趋势。《城市的门》就是这一重大变革的鲜活画卷。仡佬族青年女作家肖勤的《金宝》以独特的眼光、尖锐的笔触、生动的故事展现了当今“群体事件”的另一特点:把“上访”变成“职业”,毒害了民众,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小说颇具现实意义。此外,哈尼族作隶郎确的《阿妈的土地》以沉重的笔调揭示了当前土地开发和农民对土地依恋的矛盾;蒙古族女作家瓦·萨仁高娃的《草原蒙古女人》在颂扬蒙古女人的坚强性格时,指责了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开发矿业所造成的悲剧;壮族女作家梁志玲的《虚设桥梁》则是城市青年就业难的真实写照。这几篇作品点到当今社会的矛盾和要害,读之令人扼腕。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为少数民族作家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创作天地。他们打开了眼界、升腾了境界,一批反映少数民族地区和人民在社会大变革中大变化的小说应运而生。这些作品就像一幅幅现实生活的真切画图,铺展在读者面前。我们看到了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上迈出了多么坚实的步伐,闯过了多少坚厚的障碍,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发生的潜移默化或势如破竹的变化。蒙古族作家阿云嘎的《赫穆楚克的破烂儿》以调侃的笔法讲述了现代交通工具——汽车在牧区的出现,以及敢于“吃螃蟹的人”所遇到的麻烦和苦恼。结果是许多年轻牧民开起汽车在草原上奔驰。藏族作家赵有年的《温暖的羊皮袄》以引人入胜的情节和民风民俗的描绘,告诉读者时代的变迁是如何使藏族牧区人民改变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的,如何使一直有轻商思想和固有文化传统的藏族牧区开始走上了商品经济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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