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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灵魂”抑或“治理病人”?


□ 吴 飞

杨念群先生关心西医东传的问题,大概已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再造“病人”》今天终于能够问世,实在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随着对西方“身体”理论的介绍,中国学界陆陆续续出现关于身体问题的讨论,也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再造“病人”》的出版,在这个远远算不上显学的领域里,无疑算是一件大事。但不论我们如何估量这本书的价值,在很多正统学者的眼里,恐怕这种医学史的研究还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问题。
不论弗洛伊德和福柯这样的理论家在中国有多热,不论“身体”在现代中国历史中曾经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主题,甚至不论“非典”、艾滋病和禽流感曾经和正在引起多么大的恐慌,以“身体”或“医学”为主题的历史研究,在中国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中,还是被当作一个怪怪的领域。当然,如果哪位医学史专家写一本正儿八经的“中国西医史”之类的书,恐怕还不会引起太多的侧目——当然也不会吸引太多的读者,因为那是老老实实的医学史研究。但是,杨念群写的这本书,主要却并不是给医生或是卫生专家们看的,而是要拿给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读的;而且他还曾经郑重其事地谈道:“我真正关心的,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怎么需要在手术台上来研究,怎么需要翻看那么多接生婆和阴阳先生的档案,怎么需要和赤脚医生打交道呢?他为什么从光明正大的儒学研究转到了这歪门邪道的医学史上来了呢?
身体之学不得彰显,我们当然不能仅仅归罪于中国学术界的保守和僵化。回过头来看,谁不知道缠足放足、血吸虫病、赤脚医生、计划生育,乃至“非典”、艾滋病、禽流感,这些“烙在身体上的政治”,早已成为塑造我们现在的生活处境的重要政治事件?谁不知道,没有对身体的各种改造和治理,就不可能有现代中国的生活秩序?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中国的身体研究没有在放足运动的时候,没有在消灭血吸虫病的时候,没有在计划生育开始的时候,甚至没有在防治“非典”的时候,成为显学呢?
要问身体政治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国的显学,也许首先该问,它为什么在西方成了显学。其实,身体和医学问题之所以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显得那么重要,也绝不仅仅是因为一个福柯,更不是因为福柯偏偏赶上了一个“反精神医学运动”。身体问题,很久以来就是西方思想中的一条主线。而悖谬的地方在于,身体问题之所以在西方显得那么重要,并不是因为西方人就尤其重视身体,反而是因为,西方人更看重的是“灵魂”。简单说来,就是因为高贵的哲学家往往推崇灵魂而贬抑身体;由于这个被看不起的身体总是抬头作乱,人们不得不重视它的存在,想尽办法来控制它、规范它、治理它,于是,种种以身体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出现了,针对身体的生命政治出现了,当然,为身体正名的各种思想也出现了。乃是因为灵魂与身体之间永恒的张力,才使“身体”成为西学传统中一个永远令人无法忽视的问题。
也许,“西医东传”的这个史前史,能帮助我们更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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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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