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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学与刑事司法的融合:少年司法研究30年


□ 姚建龙

  摘要:中国少年司法研究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前少年法庭时代与后少年法庭时代两个时期,但总的来看,其兴起主要开始于1978年以来的30年。少年司法研究已经成为超越犯罪学领域的独立议题,并已经具备了引领刑事法学发展的潜力。30年来的少年司法研究还具有促成犯罪学与刑事司法融合的特点,这将为犯罪学提供走出应用功能缺失困境的路径。
  关键词:少年司法;青少年犯罪;刑事司法;犯罪学
  中图分类号:D922.1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12-0079-09
  作者简介:姚建龙,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上海 200042)
  
  中国的少年司法研究初萌于清朝末年,然其兴起则主要始于1978年之后。值此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和反思中国少年司法研究30年来的历程亦有着特别的纪念意义。
  虽然学界对于少年司法含义的界定并不统一,但是少年司法以专门性少年审判机构的建立与运作为基本特征则为大多数学者所赞同,这种理解也符合司法的原始意义。基于对少年司法共性的这一理解,可以1984年11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中国(大陆地区)第一个少年法庭为界。将中国少年司法研究发展的历程分为前少年法庭时代与后少年法庭时代两个时期。
  
  一、前少年法庭时代的少年司法研究
  
  近代中国少年司法理论与立法之滥觞,大体始于清末变法修律时期。例如,《大清新刑律》第11条规定:“凡未满12岁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感化教育。”沈家本在《大清新刑律》编辑宗旨的奏折中阐述新刑律立法思想之时指出:“夫刑为最后之制裁,丁年以内,乃教育之主体,非刑罚之主体,如因犯罪而拘置于监狱,薰染囚人恶习,将来矫正匪易,如责付家族,恐生桀骜。有非父兄所能教育,且有家本贫寒,无力教习者,则惩治教育为不可缓也。”
  民国时期,具有先驱性的少年司法研究论著大部分内容都是对西方少年司法制度的译介及其移植的倡导,例如,赵琛的《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一书中大量篇幅是对日本少年司法制度的译介及其在中国移植的论证,陆人骥《感化教育》一书实际也主要是关于西方国家感化教育制度中国化的研究。类似的以译介和主张制度移植为主要内容的成果还有许运翥的《美国之儿童法庭》、谢光第的《美国少年裁判所》、端木恺的《创设儿童法庭意见书》、肖乏哲的《要求建设少年法庭》等。此外,一些司法制度研究、犯罪学译著中也包含了部分译介英美日少年司法制度和主张予以移植的成果。例如,杨兆龙在《美国最近改革法院组织运动之略述》(1935)一文中专门对美国幼年人法院之推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译介,包括幼年人法院之基本观念、幼年人法院之组织、幼年人法院之管辖、幼年人法院之办案程序等内容。董康在《民国十三年司法之回顾》(1928)中亦主张“儿童裁判所及感化院,为改善不良少年必要之设备。英之成绩最佳,亟宜仿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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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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