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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遇而安


□ 张建昌

  1975年生于江苏启东,学历本科。1996年参加工作,在启东市圩角初中担任语文教师。2002年进入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至今。历任秘书、副科长、科长。现为南通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南通市青年书法家协会会员、启东印社理事长。
  
  1875年瑞士东北部康斯坦斯湖畔的一个乡村里,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他说过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对我而言,性格决定了我所选择的文体,决定了我所欣赏的文风。
  生性偏静、偏好回忆的我,选择用散文、用朴素的文字记忆流淌的岁月、过往的心情。散文的美在于它的“散”,如一壶清茶,散淡、恬然。在红尘之中、名利场内,人需要时刻反思自己,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到过去。在写往事系列时,我又回到了并不遥远的曾经,所有关于人事代谢的叹惋都已铭刻在岁月里。在那风清云淡的童年,我坐在自家的庭院里,寂寞地看天边的云,以为远处工厂里冒出的白烟;在多愁善感的青春期,我坐在教室的角落里,寂寞地背诵席慕蓉的《七里香》,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眼泪;在无所事事的大学时代,骑着单车穿行在南通的大街小巷,在无关风月的游走中消磨光阴;在短暂而难忘的教书生涯中,蜗居在一个陌生小镇的四合院里,在阴冷潮湿的空气中整夜翻检旧书。平凡的日子,点滴的感动,若干年后终究只是一层轻烟,若非记忆的笔触再次寻找,早就消失在时光的海洋之中。求学的时候,四大名著读过几遍,但终归草草。《静静的顿河》顿了一小段,便知难而退了。阅读上的投机取巧,注定了我文学观念上的失之偏颇。《沙地》编辑、好友新勇嘱我写自己的文学观,迟疑许久,战战兢兢,终究落笔改成体验。
  台湾作家司马中原曾经说过写散文使他快乐,写小说能使他吃饱,但是在评论自己的小说时,说从饭锅里拔出的决不是紫电、青霜。写散文也能使我感到快乐,尽管里面也没有什么紫电、青霜宝剑。我对散文的兴趣源于阅读。我很幸运地在我中学时代就接触到周作人、梁实秋等大家作品。尽管阅读的高度不等于写作的水平,但无疑历练了我的眼界。佛说,手指能指出月亮所在,但手指不是月亮。我们的遗憾是眼高手低,但是和不知高低相比,还是值得庆幸的。在南通读中文系的时候,我用了几个月的积蓄买下百花散文书系,把五四作家群的散文读遍。20岁时读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最大感受是别开生面,知道了散文还可以这样写。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等文章让我如痴如醉,明白了那是寂寞岁月的最好的记载。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文庙地摊上发现了几本80年代的《台港文学选刊》,从此便一头扎进台湾散文的故纸堆里,从台静农、苏雪林到琦君、张秀亚,从余光中、王鼎均到张晓风、龙应台以及阿盛、林清玄。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绚丽的散文世界——台湾散文散论》,尽管稚嫩,却也是一段心路历程。
  随着年岁逐增,每每在岁暮时节,感慨万千。生命中有些人有些事,在匆匆出现之后,便了无踪迹。鸿飞哪复计东西,但是曾经的印痕如一方白文印章,简洁深刻。于是在某年某月某一个雨后的清晨,在醒来的那一瞬间,爬上记忆的发端,无法排遣的怀念,便化作了一段一段文字。本是自娱之物,就如饭店招牌“私房菜”,而如今同样唐而皇之搬上餐桌,终有惶恐之意。荣格说过,人不是常在对与不对之间抉择,而是在理智与非理智之间徘徊。我对未来从不幻想,所以对于生活,我更愿意做一个旁观者,冷静、真实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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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沙地 2007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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