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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前的中国


□ 罗 丰

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对中国考古学史来说除去王懿荣在药铺的龙骨上发现甲骨文这件震惊中外学术界的大事外,还有一件事则与真正的“龙骨”本身有关。德国驻华使馆的哈伯勒(K.A.Haberer)将在北京搜集到的一批“龙骨”也在一八九九年运回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古生物学家研究这些化石后认为,这里面大约有九十种哺乳类动物,并且包含着一枚像猿但又像人的牙齿。报告发表的最初,似乎并没有什么人注意,后来远在中国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注意到了。寻着这个线索,他不断奔走在华北各地,一九一八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北京西南名叫鸡骨山的地方有化石出土。循着这个踪迹安特生来到了周口店,举世瞩目的“北京猿人”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虽然当时还没有人骨化石。
这时,安特生在中国已经度过第五个年头,他最初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作为农商部的矿政顾问被聘来华的,中方的目的是请他协助寻找铁、煤等急需的矿物。中国大地战乱频繁,尽管到处充满险恶,在来中国第一年安特生竟然幸运地发现大型铁矿,这令政府喜出望外,袁世凯大总统接见了他。以后的日子安特生的幸运并没有得到延续,正如丁文江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中国政府并不知道怎样利用一个著名的地质学家。这却给中国的考古学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机会,新成立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它的负责人丁文江接纳了安特生,对安特生调查古生物化石的计划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接下来的几年,在丁文江的支持下,安特生奔走于许多化石发现地点,并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在一九三四年安特生出版的自传《黄土的儿女——中国史前文化研究》(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一系列幸运的环境使我几次成为开拓者。一九一四年我是第一个偶然发现叠层矿石的有机起源的人。一九一八年我发现了聚环藻团块并认识到它与北美寒武纪前期相似的“化石”的联系。同年我们在中国发现了第一个三趾马区,在科学界很有名。一九一九年在蒙古的额尔登特发现了海狸群。
再下来是黄河始新世哺乳动物群、奉天沙锅屯堆积和周口店遗址这个著名的洞穴,安特生化石研究的不幸降临在一九一九年,这年他将在中国收集到的八十二箱动植物化石寄给远在瑞典的赫勒教授。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在驶往欧洲途中瑞典船舶“北京号”遭遇风暴沉没,安特生的化石也真正的石沉大海,这使他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据说从此安特生的兴趣由古生物和地质学转向考古学。
与绝大多数学者一样,我也曾经深信安特生转向考古学纯属一个偶然,是他以地质学家加古生物学家的丰厚知识,在发现仰韶遗址以后的转向,才有中国史前考古突破性的进展。然而,近年来公布的档案几乎颠覆了大多数人的想法,这并非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有心栽花才是那个结局的初衷。著名考古学家蒙特利乌斯(O. Montelius)为支持安特生在中国从事考古工作而专门向瑞典基金会写了一份备忘录,时间是一九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蒙特利乌斯对考古学贡献最大的方面是他在类型学上的研究,被译为中文的有《先史考古学方法论》,他另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欧洲文化的根源来自东方。如果要了解蒙氏的这类思想,我们不妨引用他在《备忘录》中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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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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