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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省与开放中进——专访叶廷芳


□ 宋宇

叶廷芳从文学艺术当中,不仅发现了美,还找到了反思自己与批判世界的途径。

记者 宋宇

小学高年级的一堂课上,在回答老师的提问时,叶廷芳说自己长大要“寻找缪斯”。充沛的好奇心和艺术天赋,使他对这个从书中读到的词语情有独钟。就此,“寻找缪斯”成了他的情结与基本生存方式,2004年出版的散文集,名字就叫《遍寻缪斯》。

与缪斯的缘分,在叶廷芳的生命历程中,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作为知识分子和全国政协委员,他积极介入公共事务,在计划生育、文物保护等议题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力促改进。

1936年,叶廷芳出生于浙江衢县的一个农民家庭。9岁那年,他意外摔伤,因医疗条件限制而未得到良好治疗,以致伤残。1950年,伴随着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他考入中学,不久入北京大学学习德语。短暂的无忧无虑之后,卷入政治运动,成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十五年时光,倏忽而逝。

成长环境与身体伤痛,曾迟滞他的进步。但是,说起这些往事,他始终神情专注,偶尔还流露出笑意,带着不可思议的自觉,省察自己与世界。相似的生活经历,使他与卡夫卡产生“精神相遇”,自己也以译介卡夫卡作品而闻名。在他眼中,卡夫卡不仅是一位小说家,更是忧虑人类前途的思想者,以“结构又解构”的悖谬来批判自己、批判世界。如是,从文学艺术当中,他不仅发现了美,还找到了反思自己与批判世界的途径。

培育自省精神

对人类根本生存处境的忧虑,比浅薄的乐观主义要强得多

财新《中国改革》:“文革”期间,在“供内部参考”的“黄皮书”中,你发现了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和卡夫卡的《审判及其他》。这套“黄皮书”屡屡被人提及,但至今少有专论,你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叶廷芳:那些书是1964年和1965年作家出版社奉命出版的。“文革”期间,我常逛旧书店,买了几本。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是这套书里的,封面写着“供内部参考”。周扬他们毕竟还是有文化素养的人,知道那样下去不行,就想了这个办法。那些书名义上是“内部参考”,对上面也可以交代得过去。

那时,我奉命编辑一个内部的“文艺理论译丛”,介绍西方的现代派文学,以及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学的争论或评论。对那些受到批判的作家,比如,卡夫卡、迪伦马特,我知道得比别人要早一些。因为有这个任务的名义,我还可以订一些别人不能订的报刊。

财新《中国改革》:卡夫卡曾说,自己在家里“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与你的经历有些类似,可以理解为你所说的“精神相遇”吗?

叶廷芳:是有可比性的。卡夫卡的陌生,是他的事业、爱好,不能被家人所理解。他一直想摆脱职业岗位,到柏林去待两年,去创作。虽然父亲的经济状况允许,但他并不同意。

我的陌生,也是一种“异化”。在三个男孩子中,因为比较聪明,父亲很喜欢我。但是,我的手臂受伤,从家里的希望变成家里的累赘。这样,他的态度就发生改变,不是更加爱护我,而是把我当做负担,好像给他丢了脸。他的恼怒和痛苦经常会表现出来,使我在他的面前总是战战兢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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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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