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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行动”及其法律问题


□ 程 巍

  一九九八年的一个初夏夜,哈佛大学宗教系梯形教室里举办了一场专题讨论会。并排坐在发言席上的四位教授分别来自政府系、美国文明系和宗教系。除柯奈尔·韦斯特外,其他三人都是白人,其中还有一位神父。这真是一个奇特的组合:年老的神父是宗教系教授,一袭黑色道袍,配上白色领圈,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他的同系同事韦斯特是一个西装革履的黑人,一身黑,还留着一大蓬黑胡子;韦斯特身边坐着政府系的桑德斯教授,浅色西装,脸上刮得干干净净,在灯光照射下,出奇的白;另一位是美国文明系的教授,稀疏的白发在灯光下犹如一团雾。
  讨论会的主题是“赞助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这个词语最初出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签署的一系列行政命令。这些行政措施准许或者要求雇主以及大学在录用或录取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申请者时实行“优待(Preferential Treatment)”,具体方法是为其预留一定配额,使其能以低于正常的标准被录用或录取,作为对他们的种族在历史上遭受的不平等对待的补偿。但该政策从一开始就遭到主要来自中下层白人的不满,认为对黑人的这种不平等优待,剥夺了本该属于白人的就业或入学机会。不过,中上层白人通常是这一政策的支持者,如肯尼迪政府、联邦法院以及高等学府的多数白人官员、法官和教授。所以,我对讨论会上三位白人教授表达的基本立场并不感到意外。他们全都认可“赞助行动”的积极意义,并分别从政府政策、历史作用和宗教人道主义的角度予以阐发。可惜,台上没有一位宪法学家。
  我来自一个施行各类“优待政策”的国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是人道主义者,就会赞同这种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而被优待的少数民族肯定会感激这一政策。
  轮到韦斯特发言了。他明确反对“赞助行动”。这令我大吃一惊。他说:“尽管我自己是赞助行动的受益者,靠这个接受了高等教育,但这项政策本身是种族歧视,它首先将黑人视为不如白人的人,需要照顾;其次,它把黑人从美国人中孤立出去,视其为另类;最后,它产生了这么一种心理后果,使任何成功的黑人都必须永远对白人怀有感激之情和负债感。如果美国真是一个平等的国家,那就不该施行‘赞助行动’政策。”
  在随后的讨论中,桑德斯与韦斯特展开了争论。乍一听,这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与一个平等主义者之间的观点冲突。难道人道主义与平等主义会有冲突吗? 如果你是人道主义者,你就会同情弱势社会群体,而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你就不会因某人属于某个群体而赞同赋予他特权。但在多大程度上,韦斯特代表弱势群体,代表黑人? 韦斯特无疑是黑人中的佼佼者,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哈佛当教授。韦斯特的发言,其实只代表像他一样成功的黑人中产阶级。他主张废除“赞助行动”,是为了使成功的黑人显得名正言顺,而这却可能断送无数不像他那么幸运的黑人的就业和升学机会。一句话,他在过河拆桥。
  当我从古朴的宗教系走出来,穿过深夜的街道从剑桥镇返回萨姆维尔镇时,我就是这么揣摩韦斯特的;不久,就把韦斯特和这次专题讨论会当作了无数随时间而淡忘的往事中的一桩。但韦斯特是不会轻易让人忘记的。果然,三年后,他与刚上任的新校长萨默斯发生了冲突。萨默斯曾是联邦政府财政部长,与前校长、教育家鲁登斯坦的宽和政策不同,更强调“效率”,可能还想借机煞一煞哈佛教授的威风,因此对韦斯特“疏于教学和研究”颇有微辞。我们并不知道萨默斯在校长办公室对韦斯特私下说了什么,但那次谈话后,韦斯特随即以校长的种族歧视为名愤然辞职。同时辞职的还有另一位著名黑人教授,他辞职是为了支持韦斯特。
  但是,萨默斯也可能根本没有种族主义倾向,他或许只是按通常的业绩标准对本校一位教授进行评价。由于萨默斯可能不怎么懂行,更倾向于以课时和学术成果的多寡等量化指标来要求任何一个教授,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如果的确是这样,那么一直反对“赞助行动”的韦斯特却可能陷入了他所反感的那种种族主义思考模式,即把一切个人问题归结为种族问题。我联想到一九九八年的那次专题讨论会。但很难把这两次冲突描绘成某个黑人学者与某些白人学者之间的冲突,因为在那次讨论会上与韦斯特持相反见解的白人学者很可能在韦斯特与萨默斯的冲突中站在韦斯特一边。然而,问题远比在冲突中采取一种立场复杂得多,因为任何一种立场的根基都不牢固,要么违宪,要么违心。
  从宪法角度看,笼统地被称为“赞助行动”的那些行政措施违背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以及一九六四年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第十四条修正案于一八六八年由国会通过生效,规定合众国和任何一州不得因种族、肤色而制订或实施任何歧视性政策,强调每一个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于合众国并受合众国管辖的公民都享有受宪法保护的同等权利,但它并没有把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定义为“公民”,也就不曾赋予他们与白人平等的权利。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说,黑人一直只是“二等美国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高涨的黑人民权运动推动国会于一九六四年通过《民权法案》,重申无论肤色,每一个美国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权利。该法案本来是为了使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获得与白人同等的法律权利,但它也可能不利于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因为它假定黑人与白人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不考虑黑人实际已历史地落在了后面,而白人对此负有历史责任。这就好像在自行车比赛中,我已提前放掉你车轮里的气,那即使我们现在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你其实已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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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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