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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谭桂林《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现代中西诗学关系研究》.罗振亚


□ 罗振亚

  尽管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对从业者要求甚高,既谙熟诗歌的肌理、修辞、想象方式,又具有渊博、厚实、深邃的学养者,方可胜任;但孙玉石、吴思敬、蓝棣之、龙泉明、程光炜、王光明、李怡等一批理论家的戮力耕拓。还是使它在新时期后日渐呈现出一片相对繁荣的气象。潘颂德的《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龙泉明与邹建军的《现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许霆的《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论稿》(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出版)和孙玉石的《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和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或致力于诗学史的架构书写,或侧重理论的考辨阐发,或对批评家的解诗理论进行散点透视,在不同的向度上都有所建树。尤其是学者们越来越达成一种共识:西方诗学乃中国现代诗学话语的主要理论资源,它直接规约了后者的精神实质与方法生成,正是借助历史文化语境的催生、中国古代诗学的熏染和西方诗学影响的“合力”,中国现代诗学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使自身的理论体系得以确立和成熟;因此只有从中西诗学的关系人手,才能抓住现代中国诗学的命脉和关键。这种对中国现代诗学引发模式特征的指认,使诸多学者纷纷聚焦于中西诗学关系探讨,仅近几年就有陈旭光的《中西诗学的会通: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赵小琪的《台湾现代诗与西方现代主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曹万生的《现代派诗学与中西诗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陈太胜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董洪川的《“荒原”之风:T.S.艾略特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相继面世。应该说,上述著作多把研究重心放在中国现代诗学的某一时段、某一思潮的中外关联,或西方诗学家个体对中国现代诗学影响的层面,还存在着不够系统的局部性、局限性,没完全深刻地凸显出中国现代诗学的全貌和品质。但它们仍以“大景”与“微观”的客观描述,在一定程度上走进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历史和本质深处,推进了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日前,谭桂林先生出版的《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现代中西诗学关系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简称《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又一次成功地实现了诗学研究的探险与突围。
  形式不只是外在物,学术著作的体例有时即是作者思想的体现。而对于资料搜集比较容易的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来说,如何选择、组织和运用资料,把丰富复杂的历史现象纳入到系统、明晰的框架中,建构深度的叙述模式就更为重要。面对20世纪中外诗学关系的纷繁景观,《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不以史的绘制为目标,也不追求强烈的现场感;而是以中国现代诗学的自身建构为立足点,从研究对象中提炼、抽取出十个能和西方诗学构成应和互动关系,最具历史内涵和学术价值的诗学命题或者说“问题”,通过这个切口透视中国现代诗学的发生、发展,和对西方诗学的接受与变异。即它是从问题出发,以问题带动史料和史实展开叙述。绪论部分纵论中西诗学交流和现代中国诗学现代性建构的关系,确立全书的理论原则,并将其作为全书的统摄,后面的十章则在中西诗学的比较视野与渊源关系的场域中,分别论述生命诗学、神秘主义诗学、象征诗学、形式论诗学、左翼诗学、意象主义诗学、反讽诗学、漂泊诗学、语言论诗学和女性主义诗学,逐次对它们各自的发生动因、运行轨迹、价值形态和流变规律进行系统、立体的分析,以关系探讨为视角,落点归结到诗学“问题”的把握,从而建构起了问题式的中国现代诗学阐释模式和言说体系。这种结构体例表面看每章只涉及一个“问题”,但由于作者选取的都是那个时段里代表性的、贴近诗学流变本质的典型“问题”(如五四时期人的意识的觉醒和强化,使诗坛崇尚对生命的凝视和张扬,作者因之攫取生命诗学问题,针对30年代诗人们青睐意象的现象,作者以意象主义诗学突入都市诗歌,都直指研究对象中心),所以十个重要的“问题”串连、拼合起来,仍然较为清晰地复现了近百年中西诗学关系的个性特征和历史脉络,显示了中国现代诗学的“成长”轨迹和内在逻辑演进线索。它从诸多诗学个案考察,生发出宏阔的思考:中国现代诗学在精神内核与言说方式的现代性建构上,体现着自由原则、知性原则、戏剧化原则和反讽性原则;同时受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诗学自身的本土传统影响,现代中西诗学的交流实践特点也随时代推衍而逐渐变化,如晚清维新派对西方诗学的译介随意而零碎,五四时期则开始有了很强的针对性和选择性(P6-17)。这种整体思考同每一章精细的具体研讨结合,既扣住了中国现代诗学和中西诗学关系的精髓,又使全书虽非诗学交流史、发展史,却在基本构架和总体风貌上获得了“史”的功能与长处,成了一个一个的“问题史”。
  《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各部分相对独立又互为联系的问题式构架,不像编年体诗学史或一般的静态诗学流派研究那样容易把握,但却利于对某些重要的诗学问题和规律做深入集中的叙述,它同样可以覆盖思潮、流派、运动、社团、诗学家和诗学文本等有关诗学的各个方面,又去除了流水账似的毛病,内容精粹,重点突出。如考察流派与主张都众语喧哗的90年代诗学时,作者拨云见日,以“语言论诗学”冠之,一语中的,指出80年代中期后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的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西方语言诗歌的间接启示和当代诗歌运动自身发展的趋势,敦促中国当代诗学由形式中心向语言中心转移;并说明诗人们重建诗歌语言的具体表现是,为割裂语言与伪乌托邦的同盟,以变异、亵渎等方式轰毁象征,让语言从传统的规则和专横的秩序中开释,通过解放人的无意识解放语言(P279-284)。语言论诗学的崛起,使诗学界对语言格外关注,开始注意对词的拆解建立阅读立场,思考诗歌汉语性和世界性、心灵性之间的复杂关联,最终给中国现代诗学带来了新的气息。在这里作者以简隽的笔触勾勒当代诗学十余年的流程,但它实际所产生的概括力、表达力和学术深度都达到了准确而丰富的程度,语言论诗学的发生动因、来龙去脉、本体价值等复杂问题,被梳理得一清二楚。尤为令人折服的是在对语言论诗学全盘巡视后,作者揭示“如果将中国诗歌的汉语性问题视为语言诗学的一个终极性问题,并以中国诗歌的充分汉语化视为语言学诗学所要达到的一个实践性目的,这是否会使语言在经过一次轮回之后重又陷入到工具论的陷阱中呢?”(P291)反诘式询问背后精警理性的认知,既把语言论诗学和形式论诗学做了甄别,又切人了当下诗学的历史脉动和嬗变规律。一般说来时空跨度较大的宏观研究题目容易浮泛蹈空,而该书从一个个“问题”个案人手进入诗学探讨的做法,则使现代中西诗学的关系落到了实处,避开了可能出现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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