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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森与我的研究模式


□ 高居翰

  列文森(Joseph Levenson,1920—1969)可谓是他那一代史家中的翘楚,且极具争议性。或是因为他悲剧性地戛然而止的生命,他的著述不多,但这些作品却激起大量的思考与争论,并对很多治中国史的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也是其中一员。
  与列文森正式谋面前,我便已得闻他的大名。费正清在远东协会(Far Eastern Association)召集中国史家的精英组成了“中国思想委员会”,就儒学问题召开了系列研讨会并出版相关论文集,这是当时美国中国学界的盛事。列文森正是这一系列活动的中坚,参与该盛事的其他一些著名史家,如当时斯坦福大学(后来耶鲁大学)的芮沃寿(Arthur Wright)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牟复礼(Frederick Mote)。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五二年在科罗拉多的奥斯本召开。会议上,列文森发表了《“历史”与“价值”: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选择的张力》(History and Value: Tensions in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这是典型的列氏论题。一九五四年于新罕布什尔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他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论文《明代与清初社会的业余理想:绘画中的证据》,一九五六年他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方研究论坛(Orientologicum Colloquium)上宣读了此文。一九五七年,该论文被选入费正清主编的《中国的思想和制度》(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芝加哥出版社);一九五八年,这篇论文作为列文森著作《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第一卷中的一个章节。一九五六年,我结束了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学者在日本为期一年的研究和对欧洲的访问,回到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此时,我拜读了列文森的这篇论文(我已经想不起是在哪里读到的),印象深刻。在日本研究期间,我结识了斯坦福大学的倪德卫(David Nivison)教授——他是这一项目的资深学者,而我不过是个年轻的后学;他与家人付得起有壁炉的中央供暖别墅,而我和太太桃乐蒂(Dorothy)则住在低廉的、没有供暖设备的公寓。在东京的严冬,我们有时候仅为了取暖而去拜访倪氏一家。但我们的友谊却变得深厚;在回到美国后,倪德卫尽力帮我参加了当时堪称中国研究重头戏的儒学会议的第三次聚会。
  第三次儒学会议于一九五八年在科罗拉多的奥斯本召开,在那令人兴奋的一周中,我结识了数位中国研究领域的带头人,如费正清、芮沃寿、牟复礼,哈佛大学的史华慈(Benjamin Schwarz)、崔瑞德(Denis Twitchett),此外,还有来自日本和欧洲的学者。我发表的论文名为《绘画理论中的儒学因素》。我在同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的一半篇幅便是试图构架文人画的某些理论。所谓文人画的理论,即十一世纪在士大夫中间兴起的“学者—业余”运动(scholar-amateur movement),而这些士大夫便是后来控制着中国文化命脉的文人阶层。我的这一论述是西语世界第一次相关尝试。后来,我半开玩笑地对倪德卫说,出席由如此众多的杰出的中国史家参与的会议对我意义重大,倘若会议的主题是道教,我则可能会写一篇完全不同的论文,论证文人绘画理论与道教的渊源。列文森也是这次会议的参与者之一,我记不清楚是否在那之前就已碰到过他,但通过这次会议,我真正和他结识,并一睹其风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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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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