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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坐在火山口上”


□ 聂作平

  法国大革命前夕,尽管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但以国王为首的特权阶级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幸福生活。在一次由国王举行的晚宴上,一个贵族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口吻说:“我们正坐在火山口上。”显然,生活在距离法国万里之遥的大清国官员张集馨不可能知道这个法国贵族近乎预言的感叹。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清朝道光、咸丰年间的高级官员,张集馨通过他的自订年谱向我们展示的他所见证的晚清危局,同样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和大革命前夜的法国一样,道咸年间的中国,也是一个火山口上的国家。这个貌似强大,时时以天朝大国自诩的帝国,它赖以立足的,不过是一座暂时还没有爆发的活火山。虽然谁也说不清这座火山到底什么时候喷发,但是,谁都可以肯定的是,这座火山一定会喷发,而端坐于火山口的社会精英们,必将成为火山吞噬的首选目标。
  张集馨,字椒云,江苏仪征人,三十岁中进士。从翰林院编修外放后,先后任过山西朔平府知府、福建汀漳龙道、陕西督粮道、四川按察使、贵州布政使、甘肃布政使、河南按察使、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福建布政使、江西布政使、陕西按察使、署理陕西巡抚等职。从张集馨的履历可知,他在清朝治下的十多个省做过高级官员,其中主要是管理司法和监察的按察使(略相当于今天分管政法和监察的副省长),以及管理民政和财政的布政使(略相当于今天的常务副省长)。作为地方大员,张集馨比大多数同代人更深刻地接触和了解官场的规则与潜规则,而且,他是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京官,通过自身的努力一步步升迁为方面大员的,他的经历,使得他见证了当时整个官场的原生态。从个人品行上讲,张集馨既不算以清廉和操守自命的清官廉吏,但也绝不是只顾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而是介乎于清与贪、廉与污之间的中间派。随大流,识时务,不刻意索贿求贿,但也不放过可以捞钱的陋规,这就是他的行事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张集馨正是大清运行体制内一个高级官员的标本。惟其如此,当我们今天透过他晚年自订的年谱和他留下的与同僚、朋友之间的书信时,便更能客观而又触目惊心地还原一个病态的社会、一个病态的时代和一个病态的国家。
  任何一个成型的社会,其人员构成不外乎官、兵、民三种。在张集馨笔下,道咸时代中国的官场、军队和民众,都显现出了几乎是不可救药的病变。诸种病变的摧枯拉朽,已使这个国家病入膏肓。即便是最不敏感、最缺乏判断力的人,也能从张集馨的所见、所闻、所历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国家行将就木。表面来看,这个国家和这个政权似乎牢不可摧,但其实这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如同白蚁般的诸种社会问题早就掏空了大厦的基石与梁柱,只要有一场足够大的风雨,这座大厦一定会毁然倒塌。
  
   官患
  官员成为社会最大的祸患,这与官员产生的初衷和旨义完全背道而驰。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政权走向没落的开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吏治上出问题的。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官员的贪与廉、高效与低能、忠诚与离心,直接关系到国家机器的运转是否正常有序。显而易见,道咸时代的中国官员们,几乎概莫能外地交叉感染了恶性病毒。这些病毒包括——
  陋规成为显规则,贪墨公行。众所周知,清朝在许多制度上沿袭了明朝,在官员的薪水上,明清两代实行的都是低工资制,而清朝甚至比明朝还要低。如果官员们真的安心于这种低收入的话,他们的生活水准将比大多数平头百姓还低。——明代清官海瑞,官至方面大员,却无法给自己多买一套衣服;母亲庆生,不过买两斤肉吃,还被上司拿来开玩笑。至于京官,收入更是低得可怜。清朝末年,刘光第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就因为知道京官薪水极低,如果不是有一个联宗的盐商每年给他提供几百两银子的补贴,他只能选择辞官不就。
  作为对这种低工资的补偿,清代的官员们有许多被称为陋规的灰色收入。陋规中最大的项目,莫过于官员之间的相互馈赠——说是馈赠,其实是有着半合法外衣的公然贿赂。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进京办事的地方官向京官行贿,和京官到地方公干时打秋风,此外,则是京官被放为地方官时,向同僚行贿。道光二十七年(1847),张集馨被任命为四川按察使,晋见咸丰皇帝时,咸丰勉励他做一个曲突徙薪的能臣,并要求他赶快赴任。但前脚从紫禁城出来,后脚就得按照已成显规则的陋规办事——向各个相关部门的官员送礼,称为“别敬”。此别敬范围之广,耗费银两之多,令人咋舌:军机大臣,每人白银四百两;军机章京,每位十六两,其中有交情,或者有较大实权的,则八十到一百两不等;六部尚书、总宪,一百两;侍郎、大九卿,五十两;同乡、同年及年家世好,均要一一送礼。也就是说,他的这些别敬,几乎把整个中央政府稍微有点权力和地位的官员都送了个遍——幸好当时官员的数额不像今天这样众多。这一番送下来,一共花去银子一万五千余两。
  这次别敬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作为正三品的按察使,张集馨向品级比自己低的军机章京送礼(军机章京一般从各部门的中下级官员中抽调,比如清末主持变法的军机四卿,虽然在任命为军机章京后都得到了破格提拔,但品级仍不能和按察使相比,只是正四品),这说明赠送别敬已蔚然成风,并不仅限于向比自己级别高的官员送礼即可,还得向虽然级别比自己低,但手里有一定实权的官员行贿。别敬敬的不是人品,不是感情,甚至也不是级别,而是权力。同时,这也是对陋规这种大家已经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的尊重,否则,你就没法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第二,如果这些别敬从张集馨的薪水里拿,他一家人只能去喝西北风。作为正三品级别的高级官员,张集馨的合法收入为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加上从雍正年间开始发放的因官位不同而数额极其不等,但大约为岁俸十倍的养廉银,他的年收入大概在两千多两银子左右。这笔钱,不仅要负责他和家人的生活,还得支付手下一大批为他工作的幕友的工资。两相对比,可谓杯水车薪。因此,张集馨送礼的这些钱,显然来自于他薪水以外的收入,说白了,不外乎是在地方上做官时捞到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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