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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虐俘”谈“帝国”内部的矛盾


□ 王 炎


  二○○四年五月世界各大媒体突然爆出美国士兵在伊拉克的阿布格里卜监狱虐待伊拉克战俘的新闻,一幅幅虐俘新闻照片立刻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轩然大波。令人深思的是在美国国内,布什父子两代新保守势力多年苦心经营的进攻性对外干预政策,一下子被这个始料不及的事件动摇了。要知道这种扩张性的美国化意识形态,在“九一一”事件之后的美国公众意识中已经如此地稳固扎根,以致美国对伊战争前的全世界反战大游行不曾动摇过它,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使战争失去了正当性也不曾动摇它,在伊美军陷入了泥潭和不断增加的伤亡数字不曾动摇它,恐怖组织的不断威胁以及将美国人质斩首也不曾动摇它,而恰恰是这个几乎在所有战争中都会无例外地发生的虐俘事件,却使这个带有新型“帝国”特征的意识形态——在世界上推行民主、自由和人权等超验的普遍价值,以推进全球民主化——在美国内部受到了质疑,同时也使美国在世界上作为普遍价值和道德象征的国际地位受到了挑战。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二○○四年五月十四日)宣称:美国的价值观因“虐俘”而轰然崩溃,西方也许像“越战的一代”那样会出现“伊战的一代”。
  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战争中的不道德和反人类行为并不总是能影响参战国对战争意义和使命的理解,因为人们知道一旦战争爆发,人类的一切丑恶和暴行就会如决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拾,即使在那些被神圣化的“正义”战争中,也难逃这个规律。例如在“二战”中盟军对纳粹德国空袭,由于德军对军事和重工业设施防范甚严,美国空军就决定对德国城市采取所谓“战略轰炸”,即实施以德国产业工人聚居区为目标的轰炸,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杀伤德国工人,至少也要使他们无家可归,以使德国的战争机器瘫痪下来。在战后美国空军领导人仍然认为这个计划是有效的和正确的。还有盟军对既非军事目标,又非工业目标的德国文化古城德累斯顿的毁灭性轰炸,将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夷为平地,造成了几十万德国平民的伤亡,其目的似乎只是为了报复。如果我们拿美军在伊拉克的虐俘事件与在“二战”中美军的不人道行为相对比的话,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是美国公众曾对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义无反顾,认为美国为世界铲除了邪恶轴心并保全了自己,自己的伤亡以及战争中的不义行为都不足以抵消战争的崇高目的。
  在朝鲜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军也曾利用所谓心理战术,以污辱、强迫裸体和摧残战俘人员来得到自己需要的情报,但是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并不主要出于人道的考虑(当时的情况与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对越战的叙述有很大的不同),而更多的是认为发动战争缺乏足够的动因,战争的消耗已经超出了承受的限度,孤立主义在美重新抬头,反战主要还是现实主义的利益权衡。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第二次对伊战争的前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直相伴随的反战浪潮更多的是基于对战争的正义性、人道和普遍价值的关注。特别是虐俘事件更加触动了美国公众和世界舆论对战争正义和人道关注的神经。
  那么,是什么使得美国公众对自己发动的战争有了更多的道德期许?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世界对美国的干涉政策有了更多的正义期望?美国公众如何平衡普遍正义的要求与利己扩张欲望之间的张力?也许有人会说虐俘危机是因为W.布什将对伊战争道德化了,他以民主、自由和人权等道德名义发动了这场战争,而虐俘事件恰恰揭穿了这种道德的虚伪。但我们不能不做进一步的历史追问,从“一战”到冷战期间,美国参与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战争,每次美国政府对民众进行战争动员时,都是以美国的切身利益和外部直接威胁为借口;而冷战后,克林顿政府对索马里和科索沃的军事行动却以“普遍人道”为目的。布什政府发动第二次对伊战争更是以宗教般的辞令大肆渲染重建民主和自由的阿拉伯世界,却不直接告诉他的人民对阿拉伯石油的控制是美国长远利益的核心环节,这场战争对美国有着深远的意义。冷战后美国政府战争辞令变化的背后有着更深层的文化和政治背景,进一步的分析会揭示出当代美国社会内部意识形态的种种矛盾和孕育着的新变化。
  
  亨廷顿在他最新出版的《我们是谁?》(Who Are We?)一书中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在一九八七年,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警告美国人说,“我们对你们做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使你们丧失了一个敌人”。他并没有告诉美国人可怕的后果是什么,但亨廷顿却罗列了一大堆令美国心寒的问题。亨氏讲这个故事无疑是翻版了公元前八十四年罗马消灭了最后的敌人米特拉达第后,苏拉问:“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敌人了,罗马共和国的命运会是什么样?”而在此时美国失去了苏联这个惟一的强敌,亨廷顿则认为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也就随之不复存在了。他引用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话说:“没有了冷战,作为美国人的意义何在?”在亨廷顿看来,这是因为美国独立战争造就了美国人,美国内战造就了美国这个国家,而“二战”才使美国人与国家认同起来。外部威胁压制了内部分裂的倾向,才使得美国人有了强烈的民族国家认同感。但当最理想的敌人(亨氏定义为意识形态上对立、种族和文化上差异的国家)——在世界上推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倒台后,美国人再也无法以一种对抗性的意识形态——西方的自由和民主——为价值认同的基础了。美国这个由变动的移民人口构成的国家,没有绝对主导的文化传统或共同的宗教习俗,甚至还面临着共同语言的危机(佛罗里达和加州出现的西班牙语化倾向),如何定义美国人民族身份的问题,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浮出水面,所以亨廷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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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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