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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


□ 赵旭东

  摘 要:把中国乡村看成是“问题乡村”是支撑着一批中国乡村研究的学者从事研究的一种范式。原子化、宗族以及村落政治是这些乡村研究者最为集中关注的主题,他们急切地想通过实地的调查来寻求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由于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误解进一步导致了只有乡村观察的资料和数据的堆积,而没有对中国乡村理解层次上的提升。中国乡村的研究者可以重新摆正自己作为理解者的位置,从整体性以及文化理解的厚度上去实现中国乡村研究的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中国乡村研究;问题中国;理解中国;创造性转化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2-0053-11
  
  中国近三十年的乡村研究笼罩在了一种“问题解决”的思考范式之下而不能自拔,这样做的前提是把乡村笼统地界定为一个问题的乡村,这样的做法无疑沿袭1930年代在中国展开的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的思维模式,以现代城市的眼光去向下看传统的乡村,并在乡村与城市的连线上寻找农村问题的解决路径(注: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8第3期。)。
  在这个意义上,农村的问题转变成了如何去接近城市的问题。与此同时,大规模的村民自治的展开迎合了城市对于公民权利追求的那种西方意义上的民主诉求,而与之相应的是,村落政治的研究寻求的是如何在本土资源的层次上为这种舶来的、想象中的民主政治在乡村这块土地上找到可持续生长的发展空间,乡村生活方式的描述成为“中国特殊论”的一种借口,过多的事件过程的分析强化了乡村成为一个有问题空间的社会记忆的强度。
  所有这些对乡村的改造和问题意识,在我看来都是观察者带着强有力的外来者的观念和想象,从而把他们所关怀的乡村界定成为一个有问题的地方。但是,乡村之所以成为问题,也许根本的不是乡村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东方文明在面对西方的现代性所体现出来的问题的一种折射。显然,这些并非专业的也不以理解和宽容为怀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者,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事业扩展到更大范围的“文明的碰撞”上,而是目光向下只看到了“乡村问题”。在此意义上,跟早期中国乡村研究的路径类似,中国乡村在这些研究者的眼界之中成为了一种“西方的他者”,这不再是“自己看自己”的一种生活实践,而是从“遥远的他者”的视角反过来把近距离的自己看成他者的一种颠倒的认识论。
  
  原子化与村落共同体
  
  许多有志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学者更乐于将自己标榜成为一名脚踏实地展开田野调查、对于西方的理论不管不顾、直面当下乡村现实的乡土研究者,但是他们的问题意识很快就转变成为了如何借助调查来呈现当下乡村困苦的状况进而实现其改造乡村的目的参见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原子化”是这样一批研究者发明出来的对于当下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状况的基本判断,贺雪峰分析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状况时,借用马克思对于农民整体的“一袋马铃薯”的比喻,来类比中国当下乡村农民的关系状况,认为当下的乡村,特别是靠近湖北荆门的乡村呈现出一种“村庄内部村民与村民之间关系链条的强度和长度都很低”的原子化状况(注: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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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社会科学 Tags:我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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