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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眼中疾病的分类及其“仪式性治疗”


□ 杨善华 梁 晨

  摘 要:农民眼中疾病的分类和治疗与现代医学对疾病的理解有所不同,他们所处的经济与文化环境塑造了他们的疾病观和治疗方式的选择。面对农村相对贫困和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环境,农民理性地把疾病分为可以治愈的“小病”和命定的“大病”。由于正式医疗系统不能完全满足农民的需求,而在社区情理中“治疗”比“治愈”更为重要,于是农民会向以“大仙”为代表的非正式医疗系统求助,这就形成了“仪式性治疗”。“仪式性治疗”集中体现了医疗作为社会伦理表达的意义,对家人的“治疗”的表达不仅是对家人的交待,更是对乡土社会中固有的“社区情理”的交待。由此可见,在医疗这个层面上,国家力量目前对农村社会的渗透仍然是有边界的,以正式医疗系统为其物化代表的现代医学与以非正式医疗系统与其物化代表的民间医术(包括巫医)之间的较量其实还远远没有到完结的时候。而在“仪式性治疗”背后是农民面对生活时冷峻的理性。
  关键词:疾病观;仪式性治疗;乡土伦理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3-0082-07
  
  作者简介:杨善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梁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1)
  
  
  一、 问题的提出
  在医学社会学看来,健康与疾病不仅仅是一个医学的概念,它所描述的也不仅仅是人体器官的一种功能性与器质性的状态,它还应该包括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社会行为取向及其方式对他们自身身体状况的影响(注:王召平、李汉林:《行为取向、行为方式与疾病——一项医学社会学调查》,《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医学社会学把疾病分为两种:疾病(disease)和患病(illness)。疾病是一种负面的躯体状态,是存在于个体的生理学功能异常;患病是一种主观状态,个体和心理上感觉自己有病,并因此修正自己的行为(注:[美]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杨辉、郑拓红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现代医学关注的是在对疾病的病理学、病因学解释下的疾病,而农民关注的则是具有更加丰富的、侧重于社会学意义上解释的患病(注:高永平:《现代性的另一面:从躯体化到心理化——克雷曼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患病”作为一个农民认知层面的观念,历来受到他们所置身的社区环境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农民心目中,什么样的病是大病,什么样的病是小病,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而变化。当我们去考察农民对疾病的分类时,会发现他们对“患病”的判断和态度实际上和现代医学对疾病以及病因病理的看法是有差异的,在有些地方,这样的差异还很大。农民观念中的“患病”与“疾病的分类”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对治疗方式的选择:有了病治不治?怎样治?归根结底,农民的医疗实践也是受到农村社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制约的。在这个意义上,考察他们的实践与考察他们的观念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二、 文献回顾及研究方法
  帕森斯曾提出“病人角色”(sick role)的概念。这个概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⑴病人被免除了“正常”的社会角色;⑵病人对自己的疾病状态没有责任;⑶病人应该具有尝试祛病的愿望;⑷病人应该寻求技术上适当的帮助、与医生合作(注:Talcott Parsons,1951,The Social System.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pp. 428-479. )。尽管这已经成为医学社会学的基础性概念,但是在其后的几十年间却遭到了诸多质疑,这些质疑涉及行为的变异性、疾病模式的变迁、医患关系以及病人角色的中产阶层取向等
  (注:[美]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杨辉、郑拓红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156、124页。)。但是,如前所述,在“病人角色”方面我们还需要关注病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文化背景,因为这些对当事人是否接受、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病人角色有着重大的影响,并直接影响着病人、家属和社区对疾病的分类。显然,这对我们考察国家与社会在疾病和医疗这一领域的互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治疗疾病不仅仅是医院的问题,越来越多的补充与替代医学(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简称CAM)(注:近年来西方国家已开始将主流医学(conventional medicine,即西医)之外的其他医学称之为补充和替代医学。美国国家补充和替代医学中心(NCCAM)则进而把替代医学定义为目前尚未被考虑为主流医学的构成部份的医学实践。)发展趋势迅猛。近年来,美国的替代医学从业者数量有很大增长。经常利用某种形式替代医学或“新时代”医学的人们大多数属于中产阶级或劳动阶层,人们寻求各种CAM的共同原因是传统医学(对西方来讲,传统医学即现代医学)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注:[美]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杨辉、郑拓红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156、124页。)。对于CAM存在与发展的原因,科克汉姆归纳为宗教信仰、经济因素、现代医学无法治疗、就医便利性等(注:[美]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杨辉、郑拓红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156、124页。)。特纳也归纳出类似的原因(注:Bryan Turner, The New Medical Sociology: Social Forms of Health and Illnes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2004.)。Schneirov借用哈贝马斯的理论,指出CAM具有整体性、淡化技术和权力的特征,正好符合现代社会中人们想逃离常规的文化符码和制度化安排的倾向(注:Matthew Schneirov and Jonathan David Geczik ,“A Diagnosis for Our Times: Alternative Health's Submerged Network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ntities”,The Social Quarterly,Vol. 37, No. 4 (Autumn, 1996), pp. 627-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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