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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石鲁早期绘画创作的风格特征


□ 屈 健

  对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美术史来说,石鲁以其鲜明的个性与强烈的艺术风骨,备受人们的争议与关注。他的作品奇崛雄伟,甚而峥嵘神秘,被认为是“野、怪、乱、黑”的代表。然而,考察石鲁早期的绘画艺术创作,却不难发现他对革命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情怀的艺术气质的追求,始终交织于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中,构成了他艺术风格的基本特色。
  石鲁早期绘画创作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个人精神气质的原因,可以说是特定历史阶段艺术发展的必然。虽然他的创作前后期风格面貌差别极大,然而却是符合历史内在逻辑和规律的。
  石鲁是在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对党和人民、对哺育他成长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潮充满激情和强烈的创作冲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多次深入陕、甘、青藏区写生,为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文化大革命”前,他的生活道路、思想和艺术主张与党、国家举步的节拍高度一致,这都成为他早期绘画艺术创作现实主义风格的原动力。
  从艺术的语言风格与形式特征分析,石鲁的绘画创作基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两个时期:
  1.从延安鲁艺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阶段石鲁的艺术创作主要以主题性的版画为主。主要作品有《群英会》、《民主批评会》、《说理》、《打倒封建》等。
  2.1950年到1959年。这一阶段石鲁的创作逐步从艺术普及转向艺术提高,正式开始了中国画创作生涯,并且逐步形成了艺术创作中英雄主义的气质——其风格表现为“叙事性”的现实主义特征,绘画题材主要以人物为主,山水次之,画面四处洋溢着热烈的气氛和革命的乐观情怀。代表作有《王同志来了》、《古长城外》、《高山放牧》、《转战陕北》等。
  3.1960年到1964年是石鲁绘画艺术的转变期。石鲁完成了从思想到笔墨技巧的进一步升华,创作题材非常广泛,但已开始偏重山水画的探索,创作出了《南泥湾途中》、《东方欲晓》、《赤崖映碧流》等作品。这一时期他已开始由专注“外化”的自然转向专注“内化”的心灵,对传统笔墨的改造、提炼与吸收和创作“抒情”意识的强化,显现了画家骨子里诗人般的浪漫气质。
  4.1965年到去世。这一阶段由于社会环境与石鲁个人命运的巨大变化,他的艺术转向神秘而狂放的风格,且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画面极具反叛与挑战意味。绘画题材逐步转向以文人花鸟、山水为主,代表作有《月下华山》、《荷雨不似一田春》、《不是楣花是梅花》等。
  从石鲁艺术的思想倾向上讲,第一阶段与第二、第三阶段在主题的把握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以对时代精神的肯定和对革命激情的颂扬为特色,且选择了现实主义风格和写实的表现手法,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所以基本可以归为一个时期,是为石鲁艺术早期。而1965年后则为石鲁艺术的后期。
  石鲁早期绘画创作的现实主义风格,呈现出英雄主义气质的“叙事”模式和以豪迈为基调的“抒情”模式两种面貌。其分水岭当以20世纪50年代末革命历史画《转战陕北》的完成为界。在石鲁绘画艺术创作早期的三个阶段中,英雄主义气质的“叙事”模式的现实主义风格尤以第二阶段最为典型。而以豪迈为基调的“抒情”模式的现实主义风格则主要表现在第三阶段。
  石鲁早期绘画艺术创作现实主义风格的“叙事”模式,是一种在革命浪漫主义英雄观的主导下的写实主义表现手法,在这里,现实主义风格是它的形式语言与外在表现方式,而浪漫主义,确切地说,对革命浪漫主义理想的追寻,才使得他的作品在本质上具备了更为宏阔的视野、更为热烈的感情和更为新颖的形式。
  从石鲁的早期版画《群英会》(1946年)、《打倒封建》(1949年)等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到画面情节铺叙的特征——与其说它们是主题性创作,倒不如说是画家在用刀笔讲述一个个故事。在石鲁50年代的作品中,作为叙事性的铺陈方式被进一步强化。强调客观的真实描绘、形象刻画的细致入微、画面形式的编排对情节延伸性的注重,给人以时空的真实感。《古长城外》描绘了兰新铁路穿越古长城,给静寂的雪山草原和藏族牧民带来的惊喜。画面构图分为远、中、近三个层次,远景是连绵起伏的雪山峰峦,画面中部一条铁路横穿蜿蜒的古长城,延伸到画面深处,从近景中羊群的奔跑以及四位不同年龄的人物或惊诧或欣喜的动作和表情中,人们仿佛能够体察到藏族同胞第一次看到火车时心灵的震撼。尽管对这幅画石鲁本人并不满意,称它为“先天不足的第一胎”,但在探索中国画形式的创新方面和对旧传统革新的精神却得到了充分肯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幅画中所洋溢的时代的英雄气息和人类改造自然的豪情,这种对新时代新生活“典型事件”的“真实”描绘暗示了对创造新时代的英雄们的由衷赞美之情。
  革命历史题材绘画《转战陕北》(1959年)的完成,是石鲁早期绘画艺术由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转向“抒情”模式的重要分界线。在这幅画中,石鲁有意避开对领袖人物的直白的正面描写,而是巧妙地运用了“藏”与“露”的艺术处理手法。画中毛主席侧身伫立于高耸的山崖顶端,高瞻远瞩,身旁虽仅现一二人马,然而气势却如千军万马一般宏阔,尤其是对革命领袖侧背影的描绘,使得画面的整体感极强,避免了谨小失大,也从文化根性上顺应了中国艺术理论中“画意不画形”的趋势。阳光下赤红色大背景山崖的烘托,将人物与自然融为一体,大大地强化了人的精神力量,突破了情节性的“叙事绘画”的模式,具有了一种史诗般的震撼力,其抒情性和精神容量远远超乎了再现性艺术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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