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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的诗学观及其前后期创作之异同


□ 王小舒

  钱谦益的诗学观,一在于体系性,二在于独具的史家眼光。在明末“复古”还是“尚今”的文学大论争中,钱谦益是赞成复古的,此恰与其在经学和史学领域的立场相一致。钱谦益对“明七子”的批判属于总结复古派创作之教训,以便更好地走复古之路。简言之,钱谦益与“明七子”并非对立,而是前后相承的关系。钱氏的创作与其诗歌主张基本同步,早期学习“明七子”,以后转向唐、宋兼收。风格呈现为多元态势。入清后则主要宗法杜甫,并形成有别于前人的特色。
  《晚晴簃诗汇·诗话》论及钱谦益有云:“牧斋才大学博,主持东南坛坫,为明清两大诗派一大关键。”可谓恰如其分。然而,由于钱谦益身世的复杂性以及由此给作者的诗学观及创作所带来的影响,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位诗家,学界一直存在分歧。本文试将钱谦益的诗学观与前后期的创作情况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就正于读者。
  
  一、诗学体系与史家眼光
  
  钱谦益在学术上具有多方面的造诣,于史学、经学和文学领域均做出过重要贡献。史学方面,钱谦益出身治史之家,曾祖钱体仁、祖父钱顺时、父亲钱世扬皆有史学著作传世,家学渊源绵长。钱谦益在明朝任职时即参与修史,分撰《神宗实录》;入清后又曾被任命为《明史》副总裁,以一代史家自任。入清前,他已撰成《皇明开国群雄事略》,其史学造诣为世所公认,所具有的史家眼光对于经学与文学的有关建树也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宋明理学的空疏和八股取士制度的制约,明末的经学已处于衰微的状态。中年时,钱谦益受到嘉定李流芳(长蘅)、程嘉燧(孟阳)、娄坚(子柔)和唐时升(叔达)的影响,并通过这几位嘉定学者接受了归有光的思想,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经学思想体系。钱谦益的经学思想概括来说,就是“通经汲古”。他主张从宋明理学回归先秦两汉的儒家经典,重新研读经学原著。通过返回原典,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钱谦益声称:“俗学之弊,能使人穷经而不知经,学古而不知古,穷老尽气。盘旋于章句占毕之中,此南宋以来之通弊也。”与通经汲古相关,他还主张将经、史两门学问结合起来,提出所谓“经经纬史”之说:“经犹权也,史则衡之有轻重也。经犹度也,史则尺之有长短也。”哒与当时顾炎武、黄宗羲等清初著名思想家的观念颇为近似,显示出钱谦益作为一代学者的卓识,同时,这些认识也深刻影响了钱氏本人的文学观。
  钱谦益的文学观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诗学思想当中。钱氏的诗学思想与其他人不同,一在于他的体系性,二在于他的史家眼光。所谓史家眼光,是指作者能够站在诗歌发展的角度来观照创作现象,批评中显现出一种全局观。这突出体现在他所编辑的《列朝诗集》当中。该部诗集选录了有明二百余年间约二干名诗人的作品,皆配有小传,几乎相当于一部明代诗史。通过这部诗集,作者展示了有明一代诗歌创作发展、演变的大体过程。虽然其中也有一些缺失,如未收明末殉难诗人等,但毕竟属于局部问题。书中作者前后勾连,对主要作家和流派均进行了批评和评价,以此表达本人的诗学观点。如对明初的高棅,作者在小传中写道:“自闽诗一派盛行永、天之际,六十余载,柔音曼节,卑靡成风。风雅道衰,谁执其咎?自时厥后,弘、正之衣冠老杜,嘉、隆之嚬笑盛唐,传变滋多,受病则一。”这就把明初闽中的诗风与中期以后诗坛的复古风尚联系起来,给后人以启示。作者在诗集中批评得最激烈的无疑是弘治、嘉靖的前、后“七子”,语辞之严厉,否定之彻底,为其他诗派所难以比并。如谓李梦阳云:“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桐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日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叹如谓李攀龙“谬种流传,俗学沉锢”,“狂易成风,叫呶日甚”。此种立场和态度明显跟当时诗学界虽不满“七子”但仍总体推尊他们的风气不同,作者自己也承认:“余之评诗,与当世抵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弁州。”如果就钱氏批判的某些语辞来看,其观点明显接近万历后期的公安三袁。那么,钱谦益是否继承了公安派的观点,企图倡导袁宏道的诗学主张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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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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