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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与手艺


□ 冯珠娣

今年七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十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的闭幕式上有两个讲话。第一个讲话的是著名的生物史学家伊芙琳·福克斯·凯勒,第二个是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的所长克里斯托弗·卡伦。
凯勒教授谈到了生物学和分子基因学的新发展。她将人类基因图谱描述为过时的生物学的终点。因为这种老套的分子生物学将注意力放在有机体的局部,而不是放在有机过程内在的动态关系上。老的生物学把注意力放在“基因”上,把它看作一个有结构的物体。新的“系统生物学”继承了人类基因图谱的生物学,但是更重视允许基因信息表达的细胞动力学。凯勒认为新的系统生物学现在正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任务:生物学家们现在必须懂得关系、过程、时间性、翻译、复杂性、沟通、网络运作和流动性。但是她也指出生物科学没有语言学、哲学、文化的工具来做这项工作。在她讲话的后半部分,她强调“文化比较”也许是必需的,可以帮助新的系统生物学发展出一种适当的语言。
随后的克里斯托弗·卡伦的讲话回顾了李约瑟的生活和工作。他说李约瑟坚持用一种宽泛的比较的方法来理解世界科学,对二十世纪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这些研究中国本土科学的人知道,李约瑟一些关于中国科学的哲学基础的写作现在仍然是用英语写得最优美也最有说服力的。但是他的作品——许多是关于中国数学、天文、医学以及相应的自然哲学的敏锐研究——通常并不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西方自然科学的哲学家们所阅读。甚而,科学家们自己也从来不读。所以凯勒指出新的系统生物学家们迄今还没有发展出一个关于过程和时间性、关系和网络运作的语言,她说得没错。对于可以在东亚历史中找到的关于自然的语言,西方生物学科学家们一直系统性地无知。这是一个遗憾。
那么,我们这些了解中医历史与实践的人,可以做些什么来弥补这种令人痛心的无知呢?中医的全球化是否可以扩展到临床实践以外,与更加理论化的和已经获得高度评价的知识形式对话?所有受教育的人是否可以开始在中医中找到灵感?中医能否不但帮助人们调理他们的疑难病症,还开始帮助他们思考?

人类学比较

六十多年前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说,“人类学只有一个方法,即比较法。同时那又是不可能的”。从那以后,人类学家们在许多层面作了各式各样的比较,尽管事实上“比较是不可能的”。他们比较了各种形式的理性,亲属关系的准则,烹饪、卫生和工匠的技术,交换的系统,宗教的符号象征体系,自然的概念等等。他们还比较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以“高度文明”的中国的后代的眼光看来,这些比较也许有点荒谬:你怎能把一个自诩有“几千年历史”的深远文字文化的符号象征体系,与中非的一个“文盲”歌手或一个讲故事的人相提并论?怎能把一个现代城市中的高科技医院的治疗实践与那些南美农村泥瓦房里的“巫师”治病相比?然而,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些比较法奇怪或者令人惊讶?在社会学领域我们觉得应当只比较处于所谓同样的“复杂性程度”的单元。“中国”和“欧洲”的比较可能有效,但不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农村比较。北京可以和上海比较但不能和甘肃的一个县城比较。现代的和现代的比较,原始的和原始的比较;而在现代和原始社会之间进行比较只会产出一种进化论语言:看看我们现代人已经走了多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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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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