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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权与公民伦理


□ 强世功

在流行的教科书中,福柯被看作是二十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但很少有人关注其政治思想,这或许与整个二十世纪对政治哲学的偏见有关。如果抛开人为设定的学科传统的界限,把眼光转向问题,那么,对自由的探讨可以说是福柯毕生的主题。
对自由的深切关注,使他把目光投向了对自由构成压迫的现代性机制。诊所、精神病院、学校、监狱等等则成为解剖的对象。他对政治哲学的贡献是:对自由的压迫不是来自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国家强制,而是来自更为复杂的、看不见的社会机制,一套权力与知识交织在一起塑造出的机制。这与托克维尔对现代政治的诊断颇为一致,后者意识到现代国家已经把压迫机制承包给社会,由此形成“多数人的暴政”。这样的政治思想彻底解构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假定的国家与社会的对立。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把社会看作是个人自由的源泉,而把国家看作是自由的敌人,因此其话语必然围绕如何约束国家力量这种“总体性”权力展开。而福柯则把权力视野从国家领域转向社会领域,从宏观权力转向微观权力,即一种到处散布的、毛细血管般的权力;权力的本质不在于占有,而在于运用;权力的运用与知识的运用不可分割,由此构成“知识—权力”。这样的权力观使我们看到,自由主义所假定的作为自由渊源的社会已经变成了自由的敌人。
如果跟随福柯返回到“自由”这个出发点,就会发现,这种权力理论给我们思考自由问题带来了更大的困惑。如果说现代人处在纪律社会或者圆监体制下,处在到处弥散的、毛细血管般的“知识—权力”的规制中,那么自由如何成为可能?在纵横交错的微观权力线的背后,有没有一种相对稳定的、控制着微观权力的、可把握的权力机制呢?传统政治哲学中关心的“总体性权力”对于福柯的微观权力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说现代人自由的丧失是源于现代社会对个人的这种“知识—权力”的主体塑造,那么,真正的自由人如何成为真正的主体?怎样才能塑造一种不同于纪律社会的自由主体?
福柯晚年有两项未完成的研究。他把目光从现代逐渐转向了古典,试图在探讨现代纪律权力的起源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第一项研究就是关于“性史”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福柯不是把自由放在权力的对立面,而是放在权力关系中,探讨复杂的权力关系如何塑造自由人的伦理。在他看来,自由并不是对权力的反抗,因为任何对权力的反抗本身只能激活权力本身,而不能消除权力。在自由与权力的辩证关系中,福柯把自由理解为一个人与自我的关系,通过这种伦理关系来抵消权力支配,使自由在权力关系中成为可能。由此,性爱、友谊、家庭这些日常的伦理实践构成自由的要素,一个人由此能够看护自己的灵魂,成为自由的主体,即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
第二项研究是关于“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初步探索,其素材不再是诊所、监狱之类的社会主题,而是领土、安全、人口之类的国家或政治范畴。这项研究使得福柯从具体的“权力线”深入到德勒兹所谓的“配置”(dispositif),即由各种“权力线”构成并使这种权力线成为可能的整体装置。可以说,这是一种机器,一种体制,甚至可以说某种宏观权力。如果说古典配置的核心概念是君权,那现代纪律社会的配置究竟围绕什么展开呢?在晚年关于“治理术”的研究中,福柯试图通过对西方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权力配置的转型,展现现代权力配置的核心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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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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