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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之下台湾的学术生产


□ 陈光兴 钱永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性冷战体制快速形成。在东亚地区,为了围堵社会主义阵营势力的扩张,美国延伸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共防线,与各地军事威权体制合作,将日本、韩国、琉球、中国台湾等地纳入其区域性军事部署当中。长期的冷战秩序,并非只是在军事及国际政治的层次运作;反共亲美的观念深入人心,对台湾的政治、社会、文化造成深远的影响,长期流动在我们的思想、身体与欲望当中。在文化上,台湾地区与东亚诸国不同,战前与美国并没有太多关系。但是战后的冷战结构与国共内战的延续,加上国民党政权的亲美反日情结,及南北朝鲜分裂的确立,快速地使得美国成为台湾地区惟一主导性的对外关系。战后的精英大部分有过美国读书生活的经验,在政治上美国式民主成为台湾主要的想像;除了大众流行文化的市场被好莱坞所笼罩之外,就连另类的反对文化,也都本能地唯美国马首是瞻。总之,战后台湾地区的美国化,或是说对于美国的依赖,是总体全面的。台湾的学术生产,是在这样的格局中纳入了美国的系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政权也相继瓦解,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世界冷战体系,于是在欧美地区宣告结束。以美国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动力,快速形成主导性力量,以资本为前导,以自由市场为手段,打通冷战时期无法进入的疆域。在扫除与其对立的社会主义阻力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契机终于出现。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全球化意味着冷战的松动,冷战时期相互隔绝的地区开始发生关系。(我们故意用“松动”而不用“结束”,是因为冷战结束仅是欧美地区的讲法,并不适用于描绘东亚地区的状况。南北朝鲜,特别是台海两岸,仍然没有摆脱冷战构筑的基本格局。)也正是在这样大环境的变化中,学术生产方式开始发生巨变。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国大学及学术生产受制于国家意识形态,那么九十年代以后,支配的力量则逐渐由全球竞争的市场导向所取代。美国加州大学资深讲座教授三好将夫在二○○○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全球财团化的效应最为清晰的巨变,表现在学术生产力的外观及政策上。课程注册人数的多少、学位的授予量、博士找到工作的比率均受到高度的控管与监视,就像把这些数字当成是工业统计来看待。学术是用出版量及引文数来丈量计算。更重要的是,处理研究经费及捐款的研发部门,成为大学中最为主要的部分之一。”(Masao Miyoshi,“Ivory Tower in Escrow”,Boundary 2 27(1):19.)也就是说,九十年代以后的美国大学,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专业化现象,背后的基本逻辑,其实就是快速地走向私有化及市场化。在这样的情势下,貌似客观的量化评量表开始出炉,用以丈量学术表现。大学的形象与在社会中的定位也开始快速地变化。一旦私有化与市场化的逻辑推到极致,在未来全球畅通无阻的状况下,教育机构极可能只剩下有名的品牌大学能够存活。如哈佛大学很可能像麦当劳一样遍布全球,以长期建立起来的品牌到处攻城掠地;或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现象,各地大学为求生存,与名校进行所谓策略联盟、相互拉抬,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远距合作计划即为一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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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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